第1章 下岗了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经营管理机制多年调整但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准确的说应该称为政府雇员，其实也就是公务员）仍觉得权力太小，婆婆妈妈太多，没办法准确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相关行业，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表现得不堪一击。当然也有经营的好的国企，比如：褚时健领导的云南红河卷烟厂，张瑞敏的青岛电冰箱总厂等等。由于缺乏主人翁精神和创新意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效益不佳以及老旧边穷企业市场严重萎缩，国有企业陆陆续续开始停产整顿，老旧边穷企业纷纷转产或者倒闭，四千万产业工人不由自主的由国家的中流砥柱转变成为失业人口（也就是下岗职工，俗称打破铁饭碗），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张振杰同志也在这个时期（应该是后期了，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了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成功的实现了自已的下岗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张振杰的第一个中国梦呢？）。

张振杰原本在华中地区的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做钳工（张振杰在这个厂工作是从1994年4月开始的，厂子最多的时候有三千多人，占地面积上千亩，分布在那个城市的三个不同区域，一个在市中心，另外两个在偏远地区），那时候钳工的工作内容其实还算是劳逸结合的——在所有的机器设备能够正常运作时钳工就很清闲，只需要日常巡视一下，记录一下机器的运作情况，及时发现可能的故障并提前防范，小故障（简称小修）很快就能解决基本不过夜；如果遇到大故障或者机器设备全面检查修理，那钳工就很忙了——在张振杰工作期间最长一次大修（一般的大修基本上是每年一次，差不多二十天左右完成）是由车间主任带队，钳工班五个人加上外聘的三个专家以及其他工段协助的几十号人，群策群力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了一个多个月（准确的说是四十二天）才修好机器设备，开始正常生产；其他连续三五天的中修（只有钳工班的人参与），基本上每个季度或者每个月都有一次。

张振杰本身天生的记忆力超强，动手能力就嘛嘛哒了，本来做钳工就有些勉为其难，只是家庭物质条件很差即使成绩优秀也没有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希望能够早点工作，以贴补家用，十六岁的时候就进厂上班的（最开始在另外一个上市国企实习了近两年的时间，当时的工作是操作机床，张振杰就明显比大部分同学和同事工作效率低，技校毕业后重新分配到这个厂里的）。在厂里上了两三年班的时候张振杰已经22岁了（加上实习的两年，差不多在工厂已经待了五年多了），在工作中张振杰和工友以及各级领导之间发生了多次不愉快的事情（张振杰是内向型性格，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多年以后张振杰四十多岁的时候觉得那时候的许多事情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当时就是觉得委屈的不得了，甚至连杀人和自杀的心都升起过，可惜拿不出勇气去付诸行动），张振杰做了好几次调岗的努力都没有成功（想调去搞销售，宣传等工作；甚至期间还请过一次两个多月的长假，去适应了一些跑广告业务，感觉还不错。就是那时候张振杰知道了一个美国总统的名言：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只有还是在钳工岗位上坚守着。但是近两千天的工厂工作经历，千篇一律的人机对话，面对着男多女少的工作环境，使张振杰对自已在厂里的价值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仿佛看到了自已退休时的状态（在下岗前我们的主人翁可是才二十二岁多一点啊）。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钳工班有一个师兄订阅了《深圳青年》月刊杂志，每个月杂志下来的时候，张振杰都会抢着看，在《深圳青年》每期杂志中都会详细介绍两个在深圳创业成功的案例，其他略微叙述创业的故事也还有很多，这样的励志故事就像小爪子一样慢慢挠着张振杰年轻的心灵，朦胧的闯荡意识开始萌芽了。

还好在1997年9月的一天，这家工厂跟着主旋律也宣布改制了，先停工一段时间。张振杰心想：“可算能够喘口气了，但愿多停工一段时间，也容我找找新的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