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想给你讲个故事，关于两位耄耋之年老人的故事。不奢望铭记，只求有人读过，知晓。况且我粗浅的文字，本就不能让人尽兴，可我依旧想把这个故事说于你听。
林叔有两位忘年之交的朋友，一位名叫周树昌，一位名叫王德铭，这两位老先生如今都生活在缅甸南佤地区。
无论有多忙，每年林叔总会抽时间专程拜访两位老先生。
于历史的巨变中个人只是沧海一粟。
在“批林批孔”的汹涌浪潮中，人不过是一粒渺小的沙。周围是铺天盖地的标语与口号，喧嚣着要揪出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敌人”。看着熟悉的人被莫名地卷入旋涡，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年轻的周树昌和王德铭也未能逃过此劫。
当时，周树昌在昆明巫家坝一所大学教书，是备受尊敬的大学教授。他兢兢业业，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培育出无数优秀的学子。
周树昌老师的姐姐，年轻时和国民党军官谈过恋爱，在那个时候，这一条罪名足以摧毁一个家庭。
他试图辩解，可声音瞬间被淹没在狂热的浪潮里。自已在工作岗位上也备受猜忌。努力工作换来的不是认可，而是怀疑的目光。
他深知这一切的荒谬，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命运被无形的巨手肆意拨弄，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独自彷徨，内心的无奈与无力如同浓重的阴影，死死地笼罩着他的每一个日夜，平静的生活瞬间支离破碎。
当时周老师正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红卫兵闯入教室，把周老师揪出了学校，他们去到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将他多年珍藏的书籍、学术手稿肆意践踏。
那些凝聚着他心血与智慧的文字，被污蔑为“毒草”，在大院中付之一炬。
周老师被强行拉到批斗场上，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在炎炎烈日下，遭受着众人的辱骂与殴打。曾经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授课的他，此时尊严被无情地践踏在脚下。
都说祸不及家人，可他们又岂能放过周老师一家。他们一家被分别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牛棚，那里弥漫着腐臭的气息，四周是冰冷的墙壁。
每日的饭菜只是些残羹剩饭，勉强维持生命。但即使在这样的绝境中，周老师也从未放弃对知识的信念和对生活的希望。
在牛棚的角落里，他用一块破瓦片，在地上默默默写着曾经烂熟于心的诗词典籍，那是他在黑暗中与命运抗争的方式，是他对那个疯狂时代无声的抗议。
无数个夜晚，他在牛棚中听着外面喧嚣的口号声，思念着离散的家人。他的子女们也因他的“问题”而备受牵连，在学校里遭受同学们的歧视与欺凌，有的甚至被迫中断学业，下乡插队。周老师的心中满是愧疚与痛苦，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在内心深处默默祈祷这场灾难能够早日结束。
然而，周老师的妻子却没能挺到灾难结束。
在被关押牛棚时，她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践踏，最后不堪其辱，在牛棚里吞下小石子，上吊自杀。
周老师痛苦，绝望，他无数次在问自已我做错了什么？可是没有答案，也没有人回答。只有漫长的黑夜裹挟着无尽寒凉的冷风。
几个月后，周老师和其他“犯错”的知识分子，知青，一起被下放到当时思茅的孟连县，靠近如今的，佤邦邦康孟麻镇的地方。
一起下放的还有王德铭老先生，王老先生年轻时曾留学苏联，学习机械制造，留学归来后在昆明机械厂做工程师。周老师和王老先生，就是在那个被下放的艰难岁月里，成为好朋友的。
在历史汹涌澎湃的浪潮无情席卷之下，他们被那不可抗拒的命运狂澜裹挟着，重重地坠落。狂风呼啸而过，似在诉说着时代的悲歌，他们的命运，也在这偏远荒芜之地，被无情地改写，踏入一段满是荆棘与血泪的黑暗旅程。
初到孟连，他们便被抛入了生活的炼狱。住的是简陋的棚户，四面透风的墙壁，仿佛是命运对他们无情的嘲笑。雨季来临，屋内便是一片泥泞与潮湿，雨滴敲打在破旧的屋顶上，如同他们破碎的梦想，声声入耳，却又无可奈何。衣衫总是湿哒哒地贴在身上，寒意顺着脊梁骨直往上窜，可又没有干燥的衣物可供替换。
劳动改造的日子，更是充满了艰辛与磨难。每天清晨，当第一缕曙光还未刺破黑暗，他们便在呵斥声中集合，开始漫长的劳作。沉重的锄头在手中仿佛有千斤重，每一次挥动，都像是在与命运做着无力的抗争。在炽热的阳光下，他们弯着腰，汗水如注，滴落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被蒸发得无影无踪。双手磨出了血泡，血泡破裂后又与泥土混在一起，钻心地疼。
而食物的匮乏，时刻折磨着他们的身心。每餐最好的便是清汤寡水的稀粥，更多时候是土豆、苞谷饭，吃的菜是难以下咽的野菜。那野菜的苦涩在口中散开，如同他们此刻的生活，没有一丝希望的甘甜。肚子里永远填不饱的饥饿感，如影随形，时刻啃噬着他们的意志。后来甚至连稀粥也没有，吃野菜，树皮，一切能找到的充饥的东西。
周树昌老师与王德铭工程师都来自昆明，相互都钦佩对方的学识，便是在这样的苦难中相互扶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疲惫不堪的劳作后，他们会相互慰藉。在寂静的夜晚，躺在简陋的铺上，谈论着曾经的理想、过往的生活，那些话语，成了他们在黑暗中为数不多的精神支撑。
在孟连的艰难岁月里，如同一棵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树，根须紧紧缠绕，枝叶相互扶持，共同抵御着命运的狂风骤雨，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存在。
人在绝境中做出的决定，我们作为旁观者，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力去批判。
在那茫茫黑暗里，活下去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当时离孟连不远的缅甸邦康地区，缅共的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周老师，王德铭工程师和其他几个下放的知青，为了活下去，一起从孟连的孟阿镇逃到了缅甸邦康。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文山的车炬，保山的李自如。
当时的缅共正进入繁荣时期，对于那些身处时代浪潮中、满怀抱负却受尽迫害的知识分子而言，缅共的根据地仿佛是一片充满希望与无限可能的新天地，逃过去，活下去。
到邦康后，他们被编入了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118营，跟着缅共参加了滚弄战役，大水井战役，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战争太过激烈，伤亡惨重，触目惊心。缅共最后失败了，周老师和王工程师又加入了佤联军。
当时坤沙势力庞大，1989年周老师和王工程师跟着佤联军的一个旅在邦康集结，他们唱着佤联军的歌，踏着正步一路南下，走到大其力，同坤沙在泰缅边境的大部队作战。
战争结束后，周老师和王工程师留在了南佤地区生活，时至今日他们再没办法踏上过祖国的土地。
林叔带我来到南佤，两位老先生的家里。林叔对两位先生很敬重，让我给他们磕头问好。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又不是逢年过节，磕头行大礼做什么。等我了解了两位老先生的故事，我对他们也肃然起敬。
到南佤后，林叔邀请两位老先生到饭店吃饭，两位老人身体还算英朗，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思维敏捷清晰，全然不见岁月的疲惫与沧桑。
他们问了我许多家乡发展的事情，那眼神之中，眷恋与惆怅如潮水般翻涌。
遥想当年，两位老人正值意气风发的年纪，便因时代的捉弄被迫远离桑梓，一路辗转，最终扎根于这南佤之地。岁月悠悠，数十载的光阴如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可故乡的轮廓却深深地镌刻在他们心底，从未有半分褪色。
他们久居南佤，虽与祖国山水相隔，却时刻被浓浓的思乡之情萦绕。“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那遥远的祖国，是他们心底最柔软的眷恋，却因诸多无奈，归期无望，只能在异国的土地上，将思念深埋于心。
然而，他们心中对祖国的炽热眷恋，从未被时光与距离冲淡。“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却时刻心系华夏大地的安危荣辱。
2008 年，四川汶川突遭灭顶之灾，那仿若天崩地裂的噩讯，仿若汹涌的海啸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亦重重地撞击着两位老先生的心灵。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历经了数不清的风雨洗礼，当祖国母亲于苦难中悲泣的消息传来，他们的眼神瞬间交汇，那其中没有丝毫的犹疑与不舍，唯有坚定如磐的决心。他们拿出毕生积攒的数百万人民币，全部捐给汶川灾区。
这些钱，这凝聚着他们一生心血的财富，是无数个晨曦微露至夜幕深沉的辛勤耕耘，是平日里克勤克俭、缩衣节食的默默坚持。
于他们心中，祖国永远是那令灵魂安栖、梦萦魂牵的神圣故土。无论山川相隔多么遥远，无论光阴流转了多少春秋，那份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的爱恋，始终如熠熠星辰，在生命的夜空闪耀。
那是他们日思夜盼，却再也回不去的祖国，他们愿意把全部家底捐出去。
两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无数个南佤的夜晚，万籁俱寂，他们独坐在庭院之中，仰头凝视着北方的星空，那是故乡的方向。他们和我念叨着盘龙江、翠湖、滇池……那些老昆明的记忆。
只是，无情的岁月如汹涌的洪流，滚滚向前，不曾停歇。故乡的记忆、亲人，大多已被时光的巨手悄然带走，隔着万水千山，遥不可及。
与两位老先生用餐结束后，他们向林叔提出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瞧瞧。林叔毫不犹豫地应道：“走吧，那地方年轻人确实应该去看看，也该了解了解那段历史。”
不久，我们便一同来到了南佤郊区的一处岩子。（这里的“岩子”，按当地方言读音为“ai”第二声，意为山崖。）周老师面色凝重地告诉我：“这个地方，叫做丢尸台。曾经，坤沙与佤联军在此地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战斗结束后，那些不幸被俘的战俘们，都被带到此处处决。那场景，简直惨不忍睹，死去之人的头颅被残忍砍下，随后挂在路的两旁，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眼望去，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头，仿佛是一条通往地狱的恐怖通道。”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来到岩子边，小心翼翼地向下俯视。尽管心中已有准备，但眼前的景象仍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岩子下，大片裸露的白骨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尚未完全风化的衣服碎片。这些衣服的残片，仿佛还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那些战俘的悲惨遭遇。
周老师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他的语调中带着一丝不忍与沉痛：“当年处置这些战俘的时候，手段极其野蛮粗暴。行刑者直接用斧头猛敲战俘的脑袋，仅仅敲几下后，便将他们推下这高高的岩子。有些战俘被推下去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死，他们的身体挂在岩子侧边的树杈上，在无尽的痛苦中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他们就那样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要过个两三天才会彻底断气。那几日，这岩子下回荡的都是他们痛苦的哀号，仿佛是冤魂在哭诉着世道的不公与战争的残酷。”
这就是我在南佤认识的，周树昌、王德铭，两位老先生的故事，今天说给你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