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点左右，常爱蕴关掉电视，准备下厨房做午饭，可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手机一看，是她在市医院工作的外甥女刘欣打来的，于是，她接了电话。
刘欣在电话里焦急地说：“二姨，我妈出车祸了。”
常爱蕴心头一颤，马上问道：“重不重？现在你妈在哪？情况怎么样？”
刘欣带着哭腔说：“听我弟刘相说，不轻，现在正在县医院抢救。”
常爱蕴急急地说：“要不现在咱两个赶紧去县医院？”
“刘相来电话说，因为伤势太重，先在县医院简单处理一下，然后用救护车送到市医院来。”刘欣说，“我已经给外科里的医护人员说过了，护士已把床位安排好了，大夫也在科里等着哩，一切都准备好了。”
“手里钱现成不？”常爱蕴忙问。
“我包里有卡，卡里有钱，临时应付不成问题。”刘欣答说。
常爱蕴说：“我现在马上过去，你在哪？”
“我在市医院外科，你别慌，路上小心点儿，估计我妈他们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到。”刘欣说。
“知道了，我现在就赶过去。”常爱蕴用手机对刘欣说。
与刘欣通完电话，常爱蕴便急急地去敲王卫杰的卧室门。敲了半天，王卫杰才开了门。开始，他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并硬生生地问：“干啥哩？敲这么急，不知道我在写作嘛？！又来打搅。”当他听到她说，她大姐常爱琴出了车祸时，脸上才变成惊讶的表情。
常爱蕴给王卫杰打过招呼后，便打的直奔市医院而去。
常爱蕴急匆匆地赶到市医院外科，见到了在那里坐立不安的刘欣。刘欣告诉常爱蕴，她妈常爱琴是在早上买菜的路上，被一辆收破烂的三马车撞伤的，当时，常爱琴是在绿灯亮时从斑马线上过马路，突然一辆三马车疾速右转弯，她躲闪不及，结果，在路中间被三马车撞翻在地，而且是头部先着地；据县医院的医生说，她是颈椎骨折，神经失灵，还有颅内出血，必须尽快实施外科手术，但由于县医院条件受限，无法完成如此重大的手术，故而，只能简单地处理一下，然后送到市医院来做手术。
常爱蕴听后，心惊肉跳，一脸阴霾。
过了个把小时，刘欣接到了刘相打来的电话，说是救护车快到市医院了。于是，刘欣和外科的几个医护人员便准备下楼去接应，常爱蕴也要跟着去，但刘欣不让她去，她让她在楼道里候着。
又过了十多分钟，常爱琴被人用担架抬着出现在楼道里，担架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常爱蕴赶紧迎了上去。到了近前，她看见，姐姐常爱琴头上缠满纱布，颈上固定着颈托，鼻孔里插着管子，旁边还有一个人举着输液的吊瓶，其面无血色，双眼紧闭，躺在担架上一动也不动，像死了一样。
常爱蕴见姐姐已成这般模样，不由得大惊失色，心如刀绞。
大家把常爱琴抬进病房，又轻轻地放到了为她安排的病床上。
医护人员开始忙活起来。护士为她整理管子、安插仪器；几位大夫为她检查会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夫们拿出了治疗方案，其中一条就是，立即实施颈椎后路手术。不然的话，病人将在数天内死亡。现在的问题是，不做手术肯定不行，但是，就算做了手术，手术的效果也不好预测，最乐观的结果是两个月以后能站起来，甚至能自理；其次是变成植物人，长期卧床不起；最不乐观的结果是，在三周内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到底会是哪一种结果，只有切开颈椎后部、观察并手术后才能知道。
常爱琴的亲属们别无选择，故而，一致同意大夫提出的治疗方案，并希望马上给病人实施手术。
于是，大夫们顾不上吃午饭，便马不停蹄地给常爱琴做起了手术。
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下午四点多钟，常爱琴才被护士用病床推出手术室。
听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由于颈椎伤势过重、神经折叠甚至个别断裂，且无法修复，而导致那种乐观的结果几乎不可能出现，出现的只能是后两种结果。刘欣、常爱蕴等人听后，心情变得很沉重，脸上布满了阴霾。
回到病房，常爱琴仍是昏迷状态，也可能是麻药仍发挥着作用，也可能是她被撞之后一直处在昏迷之中。
直到第二天下午，常爱琴才慢慢地睁开眼睛，渐渐地恢复了意识，但她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弹，呼吸却变得更加急促。
第三天，大夫给常爱琴加上了呼吸机，这样，除了呼吸有所缓和之外，其他状况与前一天完全一样。
第四天上午九点，刘相接到了县交警大队事故科打来的电话，意思是让他到交警大队事故科去商讨、解决常爱琴的车祸问题。于是，刘相跟刘欣等人打过招呼后，便匆匆赶往县城去了。
刘相去县城的当天下午，常爱琴的病情加重了，即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继而又出现了心脏功能衰竭。为防止出现意外，大夫进一步采取措施，并将常爱琴转到了重症监护治疗病房。
转入重症监护治疗病房之后，常爱琴的亲属们就不能随便进入病房照护她了，于是，只能在病区门外的楼道里坐立不安地等待。
傍晚，刘相和其父刘志从县城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他们说，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副科长说了，对方应该付全责，对方当事人的态度也很好，没有任何异议，表示服从交警队的裁决，愿意倾其所有地赔偿。但是，对方家住偏僻的农村，家里很穷，其妻半身不遂，早已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大女儿在初中里读书，小女儿和儿子在小学里读书，一家五口人全靠他开三马车收破烂养家糊口，他家现在仅有三间瓦房、一辆三马车和一万二千元的积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财产。另外，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三马车既没有上牌照，也没有在保险。按理说，对方最低也得承担医疗费用，然而，他实在没有这个能力。据交警队事故科的那位副科长介绍，在事故发生的第三天，对方当事人就交到县交警队一万五千元钱，让交警队转给这一方的亲属，以便用于病人治病；对方原本想交来两万元，只可惜，他借遍了亲友，最后仅借到三千元，故而仅交来一万五千元；像他这种情况，要是实在拿不出钱，就得去坐牢，除非我们这一方出具谅解书。
常爱琴的其他亲人，听了刘志、刘相父子的介绍，不禁唏嘘，心中暗暗叫苦，觉得这一万五千元与实际所需相差太多了，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转眼十天过去了，常爱琴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但已花去了十二万元左右。
又过了几天，主管大夫查过病房后，约刘欣、刘相谈话。大夫告诉刘氏姐弟，他们的妈妈病情不容乐观，从现在看，虽然她的大脑还清醒，但心肺功能衰竭严重，致使血液循环极差，肺呼吸几近丧失，并发症越来越多，将一天不如一天，再出现大的好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她现在全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着生命，如果拔掉插在她嘴里的呼吸机管子，她的心脏将在一个小时内停止跳动。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但却回天乏术，请你们谅解。如果你们想继续坚持为她治疗，她现在这种状况可能维持很久，但我们几个大夫认为，再坚持下去意义已经不大了，她好转无望不说，你们亲属的精力也无法达到，况且，一天消费一万多元，是一般家庭承担不起的。以往也有过这样的病例，不过，到了这种地步，病人家属都是放弃治疗了。你们最好把亲属叫到一起，好好商量一下，何去何从你们亲属自已决定。
刘欣心有不甘，沉默了一会儿，看着主管大夫问，要是转到北京或者上海的大医院怎么样？
主管大夫摇了摇头，说：我在北大第一附属医院进修过，据我所知，病情如此严重的病人，就算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也无济于事，弄不好在去的路途中就可能出事儿。
刘欣听后，一脸的沮丧。刘相则抓耳挠腮，咳声叹气。
晚上八点许，常爱琴的亲属在刘欣的家里商议“针对她的病情，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
刘欣将主管大夫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刘相也作了补充说明。然后，亲属们开始讨论。
常爱琴的丈夫刘志第一个发言。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亲戚，然后，用低沉的声音慢慢地说道：“依我看，不如把呼吸管拔掉。”他瞅常爱琴的弟弟常爱军一眼，又说：“我们并不是不想再给她治疗，而是根本治不好，再治疗跟放弃治疗的结果完全一样，与其像现在这样让她受罪，大家赔罪，倒不如放弃，免得让她再受罪，这也是为了她好。”
刘志的话音刚落，常爱蕴便说：“我不同意拔管，拔下管子就等于看着她去死，甚至是催着她死，她现在神志还很清楚，难道我们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儿，医生说的就百分之百的对吗？我看不见得！不是有的癌症病人，医生给人家判了死刑，说人家最多活两年，可人家不信，就坚持治疗和锻炼，结果人家活了下来。我的意见是，只要我姐还有一口气，就得坚持治疗！她只有这一条命，啥有她的命重要？！到这个时候，不惜一切地救她的命才是对她真好！”她转向刘志，瞟了他一眼，又说：“我姐赔了你几十年，给你生儿育女，你就这样对待她？！太不够意思了吧！”
刘志马上解释道：“我不是不想再给她治病，而是根本治不好，我是疼她受罪呀！你们也都看见了，她浑身插满了管子，不会说话，不会动弹，更不能吃饭，整天痛苦不堪，看着她如此痛苦，我心里难受！如果再继续治疗下去，纯是让她受罪，徒劳无功，结果是人财两空，而且也把孩子们折腾得够呛。孩子们也都是拖儿带女的，还得上班，也不容易，为了她一个治愈无望的病人，就不让孩子们过嘞？”他顿了顿，又说：“再说，这样每天得花一万多，不是白往水里扔钱吗？像我们这种平民百姓的家庭，咋能受得了？！以后咋办？”
常爱蕴气乎乎地问道：“作儿女的，当母亲需要用钱救命的时候，不去拿钱救命，放着钱干啥哩？！要你们有什么用？！如果是自已的孩子病了需要救命，你们会是什么态度？！为了抢救自已的母亲，儿女们既不能怕花钱，也不能怕劳累！”
“二姨，我觉得，要是能把我妈的病治好的话，我们确实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妈治病，那样再咋花钱，我们再咋劳累，我都不会说半个不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根本就治不好，明明知道治不好，再坚持治疗，不是自已给自已找麻烦吗？不是跟钱较劲吗？为我妈治病，我们虽然不能心疼钱，但谁家的钱也不是花不完，谁家也没有开着银行，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嘞！吃饭不？穿衣服不？交水电气费不？哪一样离了钱行？所以，我们不能跟钱较劲，花钱不见效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再说了，这样下去我妈生不如死，纯属受罪！让我妈受折磨、白受罪，是对我妈的不尊重，不疼爱！要是真疼爱她，就来个干脆的，好让我妈少受点罪。”刘相媳妇接过常爱蕴的话头说道。
常爱蕴蹙起眉头，怼其道：“谁敢肯定她的病就治不好了？只要不断气就有治好的可能性！以前，曾有人死过去数个小时，后来又醒过来了，结果又活了好几年。她这是被撞着了，是硬伤，说不定也会有奇迹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绝对不能放弃，就算最后没有治好，我们也不后悔了，心里也是个安慰，也算对得起她了。”她看刘相一眼，接着又说：“相啊，你小时候一生病，你妈就吓得哭，这几年你妈给你带孩子做饭，非常辛苦，但从无怨言，现在你妈还没死哩，难道你就忍心放弃她？！你妈把你的命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你呢？你是不是怕花钱？”
刘相媳妇的脸马上红了，没再接话。而刘相却说：“二姨，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我看到我妈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嘴里的管子把舌头都压烂了，牙齿也被拔掉了好几颗，整天张着嘴，又不能吃不能喝，还不能说话，她如此受罪，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有一本书上介绍说，琼瑶在晚年给她儿子儿媳写了一封公开信，安排她的身后事，嘱咐儿子儿媳，到她患大病的时候，宁肯少活几天，也要保持尊严，不能在她身上乱插管子。著名作家琼瑶还这样哩，何况我妈是一介平民呢！我们不能异想天开，毕竟奇迹不会轻易出现，我们得面对现实，不能感情用事。”
常爱蕴马上回应道：“你妈不是琼瑶！我问你们，你妈拒绝过治疗吗？”
刘欣马上接道：“我妈一直都很配合治疗。”
这时，刘欣的妹妹刘荣插话道：“我妈很坚强，她不但没有拒绝过治疗，而且求生欲很强，满眼流露的都是求生的目光，看上去非常可怜。”
常爱蕴马上接道：“这还有什么话说？！
在场的人一时都沉默了。
一直想插话的常爱琴的三妹常爱春终于等到了说话的机会，她说：“是大姐帮着父母把我们三个小姐弟养活大的，我觉得，她的命比我的命都重要！所以，决不能拔管放弃治疗，谁也不能怕花钱，谁也不能怕累怕脏怕耽误时间，哪怕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失去工作，也得全力救大姐！”
“别光说大话，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才算数！现在的问题是，发号施令的人、不让拔管的人不用出钱，也不用出力，也不用伺候，说完站起来走了了事，真是站着说话一点都不腰疼，怪轻巧！大话谁不会说？！可我们作子女的落实起来就太难了！既得出钱，又得出力，没明没夜地伺候，真是苦不堪言，不堪重负！可就这，到最后也不能把她的病治好，全是白搭，纯是徒劳，这样折腾，到底是图个啥？！我看不如这样，下一步今天在场的人都一样出钱，都顶着班子伺候，困难大家一起承担！个别人别光发号施令，叫别人去干，而自已却袖手旁观，算什么呀？！”说这话的是刘相媳妇。
常爱春正想尅她，这时，刘相剜了他媳妇一眼，并伸出一只手掌，做了一个扇她耳光的手势。这些都被常爱春看到了，于是，常爱春就没再说什么。
场面有些尴尬，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客厅里一阵沉默。
这时，刘相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从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便到门口接听去了。
等刘相回来后，常爱军说话了。他说，“我说几点意见：第一，我同意二姐的意见，也就是必须坚持治疗，绝对不能拔管。至于理由，我就不再说了，但我先把话撂这儿，谁要是敢把管子拔下来，我不但与他断亲，而且跟他没完。第二点，也不能不考虑几个孩子家里的实际情况，毕竟他们还得生活，一直不上班也不行；我看这样吧，下一步大家不要都守在这里了，你们分成班，三个子女分成三班，再雇一个保姆，一个子女加上保姆为一班，每一班值一周时间，大姐夫、我、二姐，三妹我们四个作为机动人员，随时可以来探视、照护，如果哪天谁有特殊情况不能来值班，我们可以顶班。第三，关于费用问题。首先使用大姐和大姐夫的积蓄，除此之外，每个子女至少先拿出十万元，多拿不限，没钱自已去想法，用借就去借，用贷就去贷，一分钱都不能少！我也算一份，先拿出十万元，二姐和三妹可以随意拿。如果这些钱花完了，还得再拿；三天之内都把钱交到刘欣手上；确保资金不成问题；如果这些钱没用完，最后按比例退还。”他说到这里，环视一下大家，又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常爱军的话音刚落，常爱蕴便说，“我也拿出十万，要是用再拿的话，我还拿。”她说罢，常爱春就马上说，“我也拿，我家再没钱我也拿，我也拿十万。”
刘欣接道：“不用舅舅和二姨、三姨拿钱，我可以多拿一些，保证不让资金出现缺口。”
常爱蕴和常爱军先后说：“我肯定要拿，这是我的心意。”
其余的人，有的说，没意见；有的只点了点，没有说话。
就这样，常爱琴的亲属们把为她治病的有关事宜确定了下来。
大家正准备离去的时候，刘相说道：“我们不用雇保姆了，我刚才接到交警队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对方一直很内疚，因为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了，就打算让他家的大女儿辍学，来这里伺候我妈。他们还说，要是我们这一方不提交谅解书，对方当事人，就得被判刑，问我们出不出谅解书。”
刘相这么一说，大家都又坐了下来，对此展开了讨论。
有的说，他家出不起钱，就得让他家女儿来伺候，这样我们可以省下一笔保姆费，况且这也是他自已提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强迫他家这样的。
有的说，我们不能让他女儿来当保姆！他女儿没有责任，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女儿才十五六岁，正在读书，耽误不得，如果叫他女儿来当保姆，就把他女儿的前途毁了，万万使不得，我们得有爱心和同情心，不能做那种缺德事儿。
还有人说，我们不出谅解书！他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和痛苦，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给我们，他住监狱是罪有应得，既然他出不起医疗费，就得让他受受罪，不然的话，太便宜他了。
也有人说，他家的情况很特殊，一家人全靠他收破烂的收入生活哩，要是他住了监狱，他的家人将无法生活。我们要大度，得饶人处且饶人，损人不利已的事情不能做，故而，应该出具谅解书。
他们就此问题讨论了好大一会儿，最后，打算出具谅解书。
时间很快就又过去了半个月，常爱琴的病情既没有好转，但也没有加重。刘欣手里还有三十多万的资金，可用于给她妈治病。
某日，常爱琴的主管大夫兴冲冲地告诉刘欣，说有一个好消息，即是上海一家医学方面的科研机构，研发了一种叫“CXZQ”的新药，已经过临床试验，现已开始用于治疗，每十天注射一支这种药，用上三支，便可以使因脊椎受伤而瘫痪的病人重新站起来，第一支便可见轻，第二支便大有好转，第三支便能恢复自理。但每支价格高达十万元，价格虽然昂贵，但主管大夫还是建议刘欣为她妈使用三支。
刘欣与几位亲人沟通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采纳主管大夫的建议。
用了三支之后，果然如大夫所说，常爱琴可以自理了。这使常爱琴的亲人们，眉开眼笑，喜不自胜。
又过了两周的时间，常爱琴便出院了。
出院之后，刘欣便把她妈接到她家里疗养去了。
常爱琴出院的第三天，对方当事人带着他的大女儿来探望常爱琴。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他的大女儿认常爱琴为干妈，常爱琴认他的大女儿为干女儿，她俩都很喜欢对方。他们商定，以后要经常联系，互相走动。
刘欣与刘相及她爸沟通之后，在她妈出院的第五天，把剩余的六万块钱分为三份，分别还给她二姨、三姨和舅舅每人两万。在还给他们钱时，刘欣说，先还两万，下余的几万，晚几个月再还。他们都不肯收下，并反复说，这钱根本不用还。在刘欣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才让刘欣把钱留下。但他们却强调说，下余的几万块钱再也不要提了，就算你把钱送来，我们也绝对不会再收。刘欣笑道，到时候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