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半左右，王卫杰正准备吃早饭，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一看，见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于是，便按了挂断键。可是，仅过了十几秒钟，那个号码又打过来了，但被他再次挂断。他有点不耐烦，遂在心里说，这是谁呀？大清早就打电话。他估计是对方打错电话了，因为他经常接到错打过来的电话。过了一小会儿，他又在心里说，要是对方再打一次，他就接电话。
对方没有再打电话过来，不过，他的手机叮一声，收到了一条短信。他看了一下，短信是这样写的：老领导，您好！我是县工会办公室的高永伟，有个事情需要与您联系，请接电话。
王卫杰与高永伟打交道虽然不多，但他也与他见过几次面，知道高永伟是县工会办公室主任。
王卫杰从县工会退休已六年多了，自他退休后，县工会很少与他联系，他也很少去单位。今天，县工会办公室主任一大早就给他打电话，这使他意识到，他找他肯定有什么事情，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他正想给高永伟回电话，高永伟的电话就又打进来了，于是，他赶紧接听。他对着手机说：“高主任，我是王卫杰，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手机里传出了高永伟的声音：“老领导，是这样的，县财务审查小组来我们工会检查财务，发现了你的一张借条，他们追得很紧，要求必须说清楚，限期整改，不然就处理人。”
王卫杰一听头就蒙了。他想，怎么会有我的借条呢？我不但不欠单位的钱，就连亲戚朋友的钱也不欠呀，要是有欠账，我不会拖到现在，就算自已不吃不喝也会把钱早早地还上的，否则，我寝食难安。
可是，现在高永伟却说，单位有他一张借条，他有点不相信，但他又知道高永伟不会瞎说，这使他陷入了迷惑不解。于是，他对着电话问道：“高主任，哪一年的借条？借了多少？我咋一点儿也不记得呀？”
“老领导，电话里说不清楚，你今天得来一趟，马主席和季组长让我通知你一声，他们今天在工会办公室里等你。”高永伟在电话里又说。他顿了顿，接着说：“老领导，你要是从市里来不方便，我就开着我自家的车去接你，你在九点半之前最好来到。”
“哦，我打个出租车去吧，估计九点半能赶到，要是回来时拦不到出租车，再麻烦你把我送回来。”王卫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随即答道。
他们通完电话，王卫杰草草地吃了点儿饭，便下楼去了。
他先坐了两站公交车，下了公交车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坐上出租车直奔龙潭县城而去。
龙源市通往龙潭县城的公路，前几年进行了重修加宽，现在是既宽畅又平坦，再加上司机把车开得飞快，结果，王卫杰在九点十五分便到了县工会。
高永伟在工会大门口等候着他。他们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然后一道上了工会的办公楼。高永伟把王卫杰引领到他的办公室，并给他沏了一杯茶叶水，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之后，高永伟便走出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高永伟拿着一张纸条回来了。他把纸条递给王卫杰，让他看一下。
王卫杰仔细看起了纸条。这张纸条不是原件，而是复印件。纸条上的字是他的笔迹，是他当年给工会财务科打的借条。上面的内容是：根据吴国泰主席的安排，借财务科现金3200元，用途是给关济民副主席家里安装电话。借条的右下角是他的签名及落款日期。借条的右上角有吴国泰主席“同意办理”的批示。借条的左下角有关济民副主席“情况属实”的认证。
他看了这张纸条，很快就想起来了，这是当年他任工会办公室主任时打的借条，虽然过去了二十六七年，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仍能说清楚。
当时，吴国泰是县工会主席，关济民是县工会第一副主席，他是办公室主任。
有一天，吴主席把王卫杰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王卫杰说：“我已给财务科长安排了，你打个借条，先到财务科去借三千多块钱，然后，找邮电局的人给关主席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这样有事好联系他，纯是为了方便工作。”
王卫杰从吴主席的办公室出来，就去了关副主席的办公室，并把安装电话的事情告诉了他。使王卫杰没想到的是，关副主席居然说：“咱单位的工作量又不大，资金也很紧张，我家里更没钱，给我家装电话干什么？没多大用处，别安装了，千万别安装！吴主席和你的好意我领了，谢谢你们！”
王卫杰听后，咧嘴笑了笑，没置可否。不过，第三天他还是遵照“一把手”吴主席的安排，请邮电局的人给关副主席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
在安装电话的时候，关副主席再次婉拒，说：“我家私事用不着电话，咱单位的公事又不多，在我家里装部电话真没多大用处，纯属浪费钱，最好别装。”
王卫杰劝其道：“吴主席快退了，他是一片好心，再说了，县直其他单位里的“二把手”，多数家里都已安装了电话，咱工会的“二把手”家里为啥不安？我们又不比他们的门楼头低，好孬我们县工会还是副县级单位哩。”
在王卫杰的反复劝说下，关副主席才没再坚持不让安装电话，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安装。于是，仅用半个多小时，电话就安装好了。
过了四五天，王卫杰便拿着邮电局开出的安装电话的发票，找吴主席报销。因为是他给财务科打的借条，而且借条上既没有领导的签字，也没注明借钱的用途，所以，他想早点把借条抽出来。
然而，吴主席看了一眼发票，说：“我寻思，在关副主席家里安装电话，可能属于私人消费，堂而皇之地在单位报销，有点不合适。这样吧，你在街上的营业食堂里找几张招待发票，变通一下，用招待发票把安装电话的钱解决掉算了，反正是我给财务科安排的，财务科是不会找你要账的。”
王卫杰听后点了点头，说：“好的。”
之后，王卫杰前后去了几家食堂，好容易才凑够了面额约三千二百元的发票。可是，当他再次找到吴主席要求报销时，吴主席轻轻地摇着头说：“不巧啊，刚才财务科长对我说，账上仅剩了一千多块钱。不慌，再等等吧。”
这一等就是几个月。
使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还没等到财务科有钱的时候，县委却突然宣布，接市委通知，吴国泰同志不再担任龙潭县工会主席，退居二线。
在县委宣布吴国泰主席退二线的前一天，吴国泰便闻到了风信，于是，他赶紧把王卫杰叫到办公室，还没等王卫杰提出报销初装电话费的事儿哩，他就主动说到了这件事。他说：“我明天就退了，可财务账上仍没有钱，这样还是没法解决初装电话的费用，你看这样好不好？你重新打一张借条，在上面写清楚装电话时实际花的钱数和当时的日期，我在上面签上字，也让老关在上面写句话，这样就算我退喽，以后谁当工会主席，也不会说别的。你也别担心，反正是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已花了，你只是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打了个借条，是经办人而已。”
王卫杰听后，理解吴主席的难处，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只好苦笑着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当天下午，王卫杰便按吴国泰的交代，重新打了借条，并让吴国泰和关济民分别在借条上签了字，然后，到财务科用新借条换出了原借条。他今天看到的借条复印件，就是后来打的那张借条的复印件。
王卫杰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他用后打的借条换取原先打的那张借条时，财务科长悄悄地告诉他，这笔资金是占用的工会费，需尽快解决，否则，有后遗症。王卫杰听后，心中有了一丝不安。
第三天，新任工会主席上任了，关济民仍是副主席、二把手。
新工会主席到任两个多月的时候，王卫杰去他办公室，把安装电话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向他述说了一遍。他听后问王卫杰：“吴国泰主席在位的时候，为啥没解决呢？”
王卫杰讪笑着赶紧解释道：“那时咱单位财务上没钱。”
工会主席说：“现在财务上也没有钱呀！”既而，他又说：“这事晚晚再说吧。”
王卫杰不好说别的，只好再等。
后来，王卫杰又向工会主席提过这件事，但工会主席都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了。直到这任工会主席退二线时，问题也没得到解决。
到第三任、第四任工会主席，都与第二任工会主席的态度差不多，故而，王文杰打的那张借条一直未能处理走账。
吴国泰自退二线之后，就再也没有到县工会去过。
在第二任工会主席到位的第三年，副主席关济民也因年龄问题，退居二线了。
在第三任工会主席到位的第二年，王卫杰被提成了县工会副主席，不久，他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随之工会党组便任命了新的办公室主任。
在王卫杰与新任办公室主任交接工作时，还特意把借条的事情做了交代，并嘱咐新任办公室主任，要尽早想法把初装电话的那张借条处理喽，新任办公室主任满口答应了下来。
自从为关济民家安装电话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六七年，县工会主席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的工作人员也基本上都退休了。王卫杰也退休六七年了，现在头发都白了；他听说，吴国泰老主席，早已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就知道吃饭，其余什么也不知道，连好朋友都认不出来了，根本不能自理。
王卫杰在高永伟的办公室里，将当年安装电话的有关情况回忆了一遍，随后，他在心里说，我太大意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那张借条居然还没有处理。这次让检查组发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过了片刻，他又转念一想，心说，虽然是我打的借条，但不是我自已把钱花了，况且借条上有领导的签字，我是按领导的旨意行事的；这件事情虽然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很小，主要是性质严重，而且还有点不好解决，因为谁都有说词，都可以说出不该自已拿钱的理由，要是好解决的话，可能早就解决了，这次看检查组怎么处理吧。
王卫杰正想端起茶杯喝口水，这时，高永伟走进了办公室，并对王卫杰说：“老领导，关济民副主席也来到了，他先不见你了，直接去了三楼小会议室，检查组季如剑组长和咱工会的马浩然主席都在那里，咱们也到三楼小会议室去吧。”
王卫杰说了一声：“好的”，然后，便随高永伟上了三楼。
他们走到小会议室门口，王卫杰和关济民就互相看见了，他俩互相抬手示意。
小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人，王卫杰仅认识关济民一个，显然，另外两位就是检查组组长和现任工会主席了。
王卫杰和高永伟在先到的三个人面前的桌子对面坐下后，高永伟便简单地把在座的包括他自已在内的五个人介绍了一遍，然后，看了看马浩然。
马浩然轻咳一声，说道：“今天把关副主席和王副主席请来，是为了说一张借条的事情。这张借条时间很长了，可到现在还一直挂着账，这样不是办法，也是财经纪律不允许的！乘这次检查的东风，趁季组长在这里，我们这次一定要把这张借条的问题解决喽，否则，我们单位的财经检查就通不过。”他说罢，看了一眼季组长。
季组长先后看了看关济民和王卫杰，问道：“你们二位对这张借条没有异议吧？”
关济民和王卫杰异口同声地答道：“情况属实，没有异议。”
季组长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用下巴颏指了一下王卫杰，说：“王副主席，那你把当时安装电话的前后情况介绍一下吧。”
王卫杰接话道：“好的。”接着，他便把当时的前后情况详细地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王卫杰介绍完情况，马浩然主动地说：“要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找几张发票变通一下就把这张借条的问题解决了，并不难！可现在，反腐力度很大，整顿不正之风的措施非常有力，严格地说，这笔钱是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家庭消费，不在报销范围，别说单位没钱，就是单位钱再多，也不能由单位解决，我们不能顶风作案，不能明知故犯。所以，别说我不想让单位报销，就算我有意让单位解决，也没法解决，因为这是一笔违纪资金，财务科长也不会同意走账。”
马浩然的话音刚落，关济民便清了清嗓子，说道：“这笔钱是违纪资金也不是我违纪，当时我根本不同意在我家里安装电话，先后三次拒绝安装，是单位领导安排办公室给安装的，属于单位的行为，不是我个人的行为，是为了方便工作！当时，县直部门很多单位的副职家里也安装了电话，我再不让安装，就好像是我不在乎工作，就是我不听“一把手”的话，就是我顶撞“一把手”，就是我不支持办公室的工作，就是我不合群，到后来，我不能再阻止了，也阻止不了了，就这样，办公室就让邮电局的人在我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其实，那部电话，对我的家庭而言，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家属还很讨厌电话的铃声。不过，那部电话倒是方便单位给我下通知了，仅是方便了单位、方便了工作。但是，电话按上不到半年，就因为没交座机费而停机了，最后，连电话都当成废品扔进了垃圾箱。他说到这里，喘了一口气，然后又说：“这笔钱用到我家了是不假，但我认为这不是我个人消费了，是单位“一把手”的安排，是办公室主任具体实施的，大家都说说，这笔钱是不是该我出？我觉得不应该由我出，要是大家都说该我出，那我二话不说，没问题，我马上出！”
关济民说完，王卫杰马上接过话茬说，“这张借条是我打的，到啥时候我也不会否认，但是，这笔钱不是我自已花了，我是落实“一把手”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领导办事了，我当时作为办公室主任，能不听从领导的安排吗？！说实话，我以为这张借条办公室早就处理过了，谁承想到现在还没处理呀，以前也没人给我提到这个事儿。今天，如果在座的都觉得借条是我打的，应该由我还钱，那么，为了不让单位有麻烦，哑巴人聚会——没说的，那我可以马上把钱还上，但我心里不服气，我不在乎钱多少，是情理不顺！”
季长剑听了他们三个人的说词，面色有些不好看。他呷了一口茶水，说道：“你们三位的话我都听清楚了，马主席认为，这笔钱属于个人消费了，单位不该解决，也不敢解决；老关认为，在他家安装电话，是领导的安排，是办公室主任实施的，是为了方便工作，不是供他办私事使用，不但不是他要求安装的，而且他压根就不同意安装那部电话，所以，让他出这笔钱不合乎情理；而老王认为，虽然借条是他打的，但他是奉命行事，是为领导办事了，不该自已垫这笔钱！乍一听，好像你们说的都有理儿，谁都不该出这笔钱，那么，这个问题该咋解决呢？怨我们检查组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你们存在这个问题呀，而且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是长期挂着账，以借条的形式存在；二是这笔资金是挪用的工会费，不但违规，而且违纪，甚至违法，性质很严重！所以，我们不提出来不行啊！如果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问题放过去，是我们的失职，而且会有后遗症，以后再被检查出来，那就得处分人！我的意思是，既然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这个事情，就必须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绝不能再拖下去，越拖越麻烦，甚至会拖出大事来！我也不好说该单位还是该哪个人出这笔钱，我只是监督，督促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管你们谁出这笔钱，只要把这个问题整改了就行，你们自已商量吧。”他说完，就站起来走出了小会议室。
季长剑出去后，剩下的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无语。
沉默良久，关济民说话了。他说：“这样吧，大家都别作难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用于给我家安装电话了，还是我把钱拿出来吧，明天我就把钱送到单位财务科。”
王卫杰听了关济民的话，有点不好意思，他坐不住了，先后看了看马浩然和关济民，然后说道：“不好意思呀，怨我办事不利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我觉得关主席出这笔钱不合适，他说的是实情，他本来就不让给他家里安装电话，而且他家根本用不着电话，安那部电话，纯是为了方便工作！当年，吴国泰主席也是为了便于工作才那样安排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他退得那么早、那么突然，安装那部电话时，他也不知道财务上资金那么紧张。我看这样吧，关主席不能出这笔钱，是我的借条，还是由我出这笔钱吧。”
关济民摇了摇头，对着王卫杰说：“你才不该出这笔钱哩，因为虽然是打的借条，但你自已并没有花这笔钱，你是用这笔钱给我家里安装电话了，而且你是奉领导的安排，给我家安装的电话。”
到了后来，关济民和王卫杰居然争着要出这笔钱，甚至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
马浩然见此，脸上绽放出了一朵花。他说：“现在这里没有外人，说实话，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借条，要是知道的话，早就找个机会妥善处理了，可这次被检查组发现了，他们要求必须整改，不准再有这张借条，而且要求我们，必须向他们汇报整改的方法和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就无法解决了，只好把关老兄、王老兄请来商议。现在，你们两个争着出这笔钱，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关老兄不愧是正科级老干部，觉悟就是高，首先表态自已出这笔钱，这我很欣赏，也很敬佩！王老兄不愧当过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会处理事儿，能及时为领导排忧解难，这很好，值得大家学习！依我看，你们也别再争嘞，咱今天就来个葫芦僧断葫芦案，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两个各拿一半，每人出一千六百元，这样我们对工作组就好交代了。还有，你们的觉悟和风格感动了我，我也不能无动于衷，今天中午，我做东，让永伟主任作陪，我们到街上最好的食堂里好好吃一顿去，也算我请了二位老兄一次，二位老兄一定得给我这个面子，不能说不去。”
他的话音刚落，高永伟便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有这张借条，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要是我早知道的话，也会找领导想办法妥善处理掉。马主席说今天他请客，那我也得有所行动和表示，这样吧，今天我出钱顾一辆出租车，负责下午把两位老领导送到家。”
高永伟说完，大家都笑了。
就这样，借条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中午，他们在县城最好的饭店吃喝了一顿，席间，他们有说有笑，交谈甚欢。
下午，高永伟果然带着一辆出租车，先后把关济民和王卫杰送到了家中。
王卫杰回到家里，看见常爱蕴正抱着孙子小赐欢，便赶紧把孙子接过来自已抱住。
常爱蕴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坐在他身旁，问今天的情况。
王卫杰便把商议的经过、最后的结果、工会主席请客以及办公室主任顾出租车，将他送回家等情况都说了一遍。
常爱蕴听后感到诧异，不解地问：“为啥你掏一半的钱？是不是你的钱花不完了？”她白了他一眼，又说：“你真是个冤桶！”
王卫杰反问道：“每个人都有硬邦邦的理由，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借条又是我打的，叫你说这事该咋办？！”
常爱蕴沉思片刻，然后说道：“这事就是怪麻烦！不过，我还是觉得，当时你只是个跑腿的，出点力跑跑腿都应该，但现在你不应该掏一半钱；这件事怨老吴没有安排好，不管怎么说，是给老关家里安装电话了，反正不该你掏钱。”
“吴主席当时那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他也是从工作需要出发的，没有及时妥善处理掉借条，也并非他的本意。可他早就痴呆了，记忆全都失掉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在还能去找他？！关主席打心里一直不同意给他家里安装电话，让他把钱全部掏出来，他不冤？！合适吗？我忍心吗？你说谁没道理？谁掏钱才不冤？！”王卫杰把孙子横抱在怀里，侧着脸冲常爱蕴问道。
“你说的我懂，你们几个虽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个好办法，这是糊弄着解决了，心里有点不忿、不爽。”常爱蕴低声说道。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解决又不行！我倒觉得这样比较合适，也比较圆满，总不能让现任工会主席或办公室主任给垫付吧，要是那样更不合适！肯定会在县里落个大笑话！”王卫杰停顿片刻，又说：“有些事情根本不会绝对合理，根本没有绝对合适的解决办法，要是都不让步，都不担当，那就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到最后非出大事不可！把复杂的问题解决好才叫本事！遇到不好处理的事情，大家都让让步，发扬一下风格，主动担当一点儿，再难处理的事情也好解决，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常爱蕴听后，沉思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接近九点的时候，关济民将一千六百元钱送到了县工会财务科，不过，听他对一位与他非常要好的同事说，因为此事，他与他老伴昨晚抬起了杠，他老伴不让他出这笔钱，其理由是，当时他们不让单位给他们家安装电话，可单位非给安装不可，说是为了工作。既然是为了工作，就应该单位出钱，那为啥现在让我家出一半钱呢？这是什么道理？！这与地痞无赖搞强装强卸有啥区别？！别说出一半钱了，就是一分也不应该出！经他反复解释，好说歹说，最后，他老伴才算勉强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王卫杰便把一千六百元钱转到了县工会财务科。
高永伟在电话里对王卫杰说，财务科刚才已收到关济民副主席送来的一千六百元钱，您也把钱打过来了，这下好了，借条的问题圆满解决了，谢谢老领导您的支持！
王卫杰对着电话说：“没事，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