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的北太平洋气压很低，台风胚在热带海域孕育，明亮的晴天里刮着大风，把暑气都吹散了。毛毛牵头，拉上了曾谙一起，带着哲雅骑着自行车在绿荫覆盖的街道上逛荡，从牯岭街到植物园，从博物院到紫藤庐，从中山纪念馆到行天宫，从西门町到101，几乎走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
*
东亚的小孩似乎都有一种本领，可以谈笑自若地把玩嘲讽自已的痛苦，举重若轻。
毛毛大三就出柜了，他是独子，差点被爸爸打死。他和曾谙同年进的文学院，研一的上学期只在周老办公室有过一面之缘。那年寒假为了躲避家里安排的相亲，毛毛申请了留校，没想到父母直接找到了学校来，除夕夜毛毛躲在教学楼厕所里在论坛连发十条帖子求收留。曾谙那年也留校，晚上十点多刷到了毛毛的帖子，留言说自已愿意提供帮助，于是毛毛在曾谙那里一直住到整个结束。
毛毛感激涕零，看起来真的要哭了，曾谙面无表情说：“因为当时你用粉色卡通猫猫头像，我以为你是女生，不然我才不理你。”
毛毛却笑了挽住曾谙的手臂说：“有我陪着你不是也挺好的嘛，不然你一个人实在是太孤单了。”
千家万户烟火盛大的时刻，她一个人爬上楼顶坐在风里，什么话也不说，只有眼睛亮得如寒星。毛毛攀着天窗颤巍巍喊她的名字，她垂下目光看他，目光寂灭而空幻，不像这个世界里的人。
那样的曾谙实在是太孤独了。
*
公园路上，在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热带树丛包裹里哲雅看到了写着“和平纪念公园”的路牌，于是她停下了自行车，越过连袂的棕榈和珊瑚树往里看去，望见了凉亭的塔尖。
哲雅说自已第一次见《孽子》这本书是在图书馆，初看书名时心中一惊，想要看看到底是犯下了多大罪才会被打为孽子。
毛毛说总有人来这里找白先勇书里的红莲花，可是市政早就整治过这里，都快过去二三十年了，早就没有什么红莲花了。
曾谙说自已很喜欢这本书，高中的时候住寝她把它放在自已床头反反复复地翻，那时的她觉得腐烂在纽约中央公园很好，夜深人静时在红莲似火的池塘边嚎叫很好，爱一个人到形销骨立肝肠寸断死里逃生也很好。
“形销骨立、肝肠寸断、死里逃生”三个词排列在一起的分量实在骇人，毛毛和哲雅都被镇住了，两个人都没说话，曾谙好像想起了什么，她叹息着笑着摇了摇头，她说：“没关系，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
毛毛说：“你知道吗，谙谙，我有时候怀疑，你就是因为没被爸爸打断过肋骨，才会恋父。”
曾谙说：“也许吧。”
当时的哲雅以为他们只是在开玩笑，她没听懂，跟着笑了起来。
*
他们在阳明山上露营，傍晚海面上风起云涌，漫山的草木在风里摇曳。
毛毛借来了器材拉起幕布放电影《三傻大闹宝莱》，曾谙和哲雅升起了火堆烤玉米，虽然每个人都看过这部片子不只一遍，但剧情抖包袱大家还是会笑作一团。当《give me some sunshine》响起时，不知是谁先起了调子哼唱，很快变成三个人一起打着拍子合唱，“give me some sunshine ，give me some rain，give me another ce，i wanna grow up once again.....”
熟悉的歌词不知道在应试习作中被引用了几遍，熟悉的旋律从遥远的灰暗压抑的少年时代传出声，追索至今，迟滞了不知道多少年，哲雅终于懂得了它们的含义：她打破挣脱出旧有的躯壳，终于获得了再次成长的机会。
很久很久以后，哲雅依然会怀念台北的夏天，那么得炽烈漫长，灿烂地令人悲伤，一个年轻灵魂就是一盏崭新的白炽灯，在高温中发出耀眼的光。
*
暑假就要结束了。
开学前曾谙租了车带哲雅去松山机场接欧阳老师，她们开车飞驰在环海公路上。
“或许没人跟你说过，笔试‘苦海慈航’那道题是老师出的，只有你做出了正确的释义，你在回答里写‘在尘世里唯一苦海慈航的人是母亲’，她很喜欢你。”
曾谙问哲雅除了老师的学术论著还了解别的吗，哲雅摇摇头，曾谙笑了，想来也是，老师很低调，不愿意过多得谈起私人的事情，网络上几乎找不到她的个人故事，她的名字只和她的学术身份连在一起。
曾谙说：“家国的悲痛潜藏她的生命里，那是无法消解的、终其一生的痛苦，可她在教育学生时却完全没有显露，她是真正的泰斗，一座沉默的山。”
“她的丈夫向未申先生在七十年代初去世，她只有一个女儿，1981年的时候在一场空难中去世了，飞机从旧金山飞香港计划在檀香山中转，却在从旧金山起飞后不久在北太平洋上失踪了。那几年老师过得很难，不但要承受丧女之痛还要面对无数野心家和阴谋论。如今已经过去快二十多年了，她一直在做志愿者，每年都会去海边捡垃圾，她做过一个梦，梦见潮水把飞机推上了岸，所以她还在期待着。”
“因为向未申先生的缘故，老师威望很高，可她却没有从政的想法。”
曾谙长长地叹息，海浪拍在防波堤上碎成一千万滴飞溅的眼泪，她说：“研一的暑假里，我跟老师到海边，她醉了，摇摇晃晃往海里走，一边走一边叫女儿的名字。杜鹃泣血见过吗？她像一只老杜鹃，一声一声呕心沥血，我和师姐把她从水里拖出了，她坐在礁石上哭......”
*
哲雅在不同的教科书上看到过欧阳骊的同一张照片，半个世纪前的黑白照片里大师们列次而坐，棉布长袍垂落在满地的缅桂花上，穿着学士服的年轻女子抱着书站在最边上望着镜头露出浅浅的笑容，骄傲又青涩。
那是1946年的八月，西南联大解散前夕，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北定中原日”，三校分批次北上复校，亲爱的老师们和亲爱的同学们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尚且不知道历史的潮流会将他们裹挟向何方。
1949年，在西南联大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出任台大校长，整顿校风，一心治学，一年后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慷慨激愤，突发脑溢血逝世于议场；在联大讲授国史的钱穆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也是如今港中大的创始书院，生前坚持以繁体竖版出版自已所有著作，逝于台北，归葬太湖；主讲隋唐历史的陈寅恪离开北京，携家到广州，于岭南大学兼任历史中文教授，晚年失明，经历数次抄家批斗，心力衰竭去世；法学兼政治学巨擘钱端升出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当年8月当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副主席，参与制定1954年宪法，积极投身新中国法治建设，桃李满天下；哲学家金岳霖回到了清华任文学院院长，1953加入了民主同盟，56年入党，严明的逻辑却无法言明几经更易的思想道路；语言学家李方桂则在那一年选择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毕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去国远乡，心无旁骛，85岁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红木城。
战火纷纷的混乱时代，神州易主，身世沉浮，大师们做出不同的选择，走向各自的命运，用自已的方式践行着文人是使命即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五四催开的花，终于都如飘蓬四散天涯，落地生根，著自已的说，立自已的传，结自已的果，百年之后都付笑谈中。
她终于见到了欧阳骊，她就站在人群中间，满头白发，眉目慈祥，提着大包小裹，寻常得就像走亲戚归来的平凡老人家。
“你就是小陈吧，好好，特别好的孩子！”老师拉着哲雅的手欣赏打量着她，目光中欢喜不尽。
莫名哲雅就有些想哭，她露出笑容说“老师好”，尾音里却藏着微不可闻的哽咽。
她十二岁时的理想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