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老刘同志，他风尘仆仆赶到宁夏银川，随即找到当地军区政治部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协调下，与银川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公安局政治处的同志一听老刘同志的来意后，一边安排同志去抽调旧档案，一边热情地与刘同志亲切交谈。很快，去调取档案的同志就回来了，带来另一个震惊的消息。关于旧银川“浙江会馆”的档案已经被转入国安局。需要公安局出具证明才能调取。
老刘同志心中一惊：这个“浙江会馆”是什么来头，已经过去10多年了，档案居然归属国安局保管？这更加引起他对吴伯生的身份的怀疑。
老刘同志立即借用银川公安局政治处的电话，与远在青海监狱的高处长取得了联系，将这里的情况向高处长作了汇报。高处长接到老刘同志的电话，在心里更加证实了自已的判断。他让老刘同志先在银川公安局等一等。放下电话后，高处长转手拿起另一部红色电话，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请求上级协调对接银川国安局。
在银川公安局政治处的老刘只能暂时留在那里，与政治处的同志继续闹家常。这时的公安局，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军队转业的干部，尤其是像政治处这样的强力部门，几乎都是军队政治工作者转业，大家闹家常难免提到在军队的琐事，战场、战斗、战友，这是不变的主题。老刘借此加深大家的战友兼同志的情谊，提出希望政治处的同志帮助协调下面的公安分局、派出所，看能不能找到旧时期熟悉“浙江会馆”的人，最好是找到在该会馆在同时期从事厨房的厨师、打杂工等。
大约在一个多小时后，一名政治处的干事带着一名国安局的同志走过来，见到刘同志，立即热情地说：“您好，请问你是来青海的老刘同志吧？”
老刘马上站起来，与来人热情握手，答复自已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来的国安同志一边介绍自已一边说：“老刘同志，我们已经接到了军区（指宁夏军区）首长的指示，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现在请你跟我去国安局，我们在那边细谈。”
银川公安局政治处的负责人目送老刘和国安同志离开后，对老刘一个电话便惊动军区首长亲自过问，明白刚才老刘同志提出的协查的重要性。想到这，他立即安排政治处的同志到原“浙江会馆”辖区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看能不能从那里找到一些老档案，协助老刘同志找到他所说的这些人员。
来到银川国安局，来人直接将老刘带到了一个会议室。让老刘没有想到的，银川国安局局长、政委以及侦讯科长等一行人都在会议室等着他，看他们的样子，他们对“浙江会馆”的重视度非常高。
在简单介绍，等老刘等坐下后，银川国安局局长的脸色立即严肃下来，示意侦讯科长先介绍情况。
侦讯科长让侦讯科的同志将一些泛黄的档案分别递给在座的各位传阅，等大家都粗略看了后，科长开始介绍起“浙江会馆”的由来。
原来，这个银川“浙江会馆”，表面上是一个浙江商会的会馆，实际上是一个GMD时期在西北重要的特务情报站，其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YA，监视西北中央，策划和派遣敌特打入我军内部，探听我军动向等敌特活动。为了隐藏其身份，会馆还特意拓展饭店、住宿等业务，用于掩盖其真实的目的。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该情报站又承担了制定西北地区敌特潜伏计划，有很大一批敌特分子通过这个情报站，安插潜伏到西北的各行各业，社会各阶层。
科长继续道：“我们在一次抓捕敌特活动中，抓到了该情报站一个潜伏小组的负责人，通过他的交代，我们才发现了这个敌特组织的渗透很广，其成员已经分布在西北，甚至华北很多区域，其中有一部分长期潜伏的敌特分子，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军队等，对国家的危害性很大，已经被国安部列为一等大案、要案。”
老刘同志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已接受高处长的任务来调查一个吴伯生的情况，居然涉及到国安反特的重案、要案。
国安局长见老刘同志疑惑，连忙说道：“老刘同志，你们在青海发现的敌特线索，与我们正在调查的该敌特组织的一个分支高度相连。军区首长将你们需要协查的情况转给我们后，我们已经上报上级，同时得到了上级的指示，除了协助你们将涉及青海军事监狱的敌特破获之外，也将你们的案件涉及的敌特并入了专案组。”
跟着，侦讯科长继续侧重介绍了涉及青海方向的这个分支的情况，并通报了青海国安部门对该分支的侦破情况。随后，老刘同志也将此次前来银川需要了解这个叫吴伯生的厨师的情况向在座的领导做了说明。
吴伯生？！银川国安局的同志们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局长甚至皱了皱眉头，显得很意外。老刘同志赶紧将吴伯生的照片和资料拿出来，递给国安局的同志。
国安局的同志们相互传阅了吴伯生的档案，侦讯科长接过吴伯生的照片仔细看了看，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随后对身旁的一位老同志低声说了几句，老同志立即起身，走出会议室。众人看到侦讯科长这样的举动，立即从相互的交流中停下来，等着侦讯科长的下一步动作。
很快，老同志再次拿着一叠陈旧的档案走进来，与侦讯科长一起在档案中翻找起来。其他同志也好奇地走过去，一看，这显然是一堆GMD时期的人事档案。老吴猜测，这些可能就是所谓“浙江会馆”敌特的个人资料吧。老刘暗自佩服这些国安同志们，他们居然能够罗列出敌人潜在潜伏对象的旧档案，这对破获敌特分子，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