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上海牌轿车停在三庙街胡同口，车上下来两人，径直走到永航所住四合院。
蔡美姿正准备晚饭，强子带着婶子苏梅和一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男子浅黑色中山装，黑色皮鞋。男子很有礼貌，进屋在妈妈面前站定，面带微笑说道：
“你好，我是外事办干事，汪中元，请问哪位是范永航”
永航大方的应道：“我是”
蔡美姿不明所以，看着苏梅 。王干事马上说道：
“是这样，有位香港富商王继江王先生委托外事办找寻他弟弟王继昌先生和妹妹王凤仪女士。王继江先生现在正与刘兰英刘院长相聚，外事办马主任让我来接你。” 苏梅点点头，估计现在还有点懵。
永航和蔡美姿走进刘兰英家的时候，厅太小，房间大厅已有数人站立。刘兰英在陪着一老者说话，刘兰英明显的双眼微红，哭过。一老者1米75左右，灰色竖条纹西服，宽领淡蓝羊绒毛衣，背有点驼，面容清瘦，短发，短须修剪的整整齐齐，双眼有神。脸型与王继昌有几分相似。
王继昌遗像前香炉之上的燃香已尽，只留下余灰还顽强的矗立在香的尽头，久久不愿散去。
“你就是永航。”想来刘兰英已经把永航一切告知了老者。
“嗯”，老者起身走到永航面前，蹲下抱住永航，紧紧的抱住，泪水簌簌而下。
“孩子，我是你二舅爷爷。老天有眼，小妹还有后，小妹还有后。”
也许是蹲下的时间久了，老爷子起身身体就往后倒，永航轻移脚步，已将舅爷爷轻轻托起。
“老了，老了，小家伙力气挺大的吗！”王继江站稳感慨道
恰外事办干事汪中元敲门进来道：
“王老先生，马主任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香港一共过来了5人，舅爷爷王继江，管家杨华边，杨华边之子杨辉，舅爷爷孙女王云霓，舅爷爷幺女王佩云。
“走吧，舅爷爷在燕京饭店订好了饭菜，我们都去，好好聚聚。” 王继江走到蔡美姿面前，给蔡美姿鞠了一躬，感谢蔡美姿照顾，培养了永航。蔡美姿就说了一句话：
“永航是我儿子。”
无可争议，无可辩驳。
王继江和刘兰英一人牵着永航的一只手，公寓门口已经停了一辆中巴车，新的，想来也是国家新进购买服务于外商的。
王继江幺女王佩云是个可爱的，带有书卷气的娇媚女孩，一头秀发自然的扎成马尾，带着还未褪去的院校气息，阳光，灿烂。和永航聊天，说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秋天就毕业了。云霓小姐则是个小太妹，14岁了，坐没坐像，站没站样，对伟大的燕京人民明显的表现出傲慢与不屑，一度让王继江十分尴尬。
还是在长安街，永航第二天是自已过来的 ，妈妈爸爸晓晓都来和舅爷爷一家见了面。友谊商店，舅爷爷一定要给大家买点礼物，永航是重点对象，西服一套，皮鞋一双，羊绒背心一件，50元一只的钢笔，大冷的天，4毛钱一罐的可口可乐都让永航尝了个鲜。佩云小姨服务的挺好，永航很满意。就是有点不像话，永航长得已经是俊的惨绝人寰了，再这样打扮，还让不让永航出门了。就连小太妹云霓姐都看的有点呆，眼睛色咪咪的。
爸爸和他的室友张明浩上班了。张明浩，一个假期，丢下家人，几乎天天在翻阅古籍，研究名人字画，古玩珍藏，这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把历史文物看做生命的人，看到他那离别时不舍的目光，可他又是共和国三机部下属的航空航天人。
在舅奶奶家，永航看到了三个玉佩，舅奶奶的和二舅爷爷的羊脂白玉玉佩，凤鸣之势缠绕的心型雕工已是完美，明显是一对。但永航佩戴的玉佩则浑然天成，毫无瑕疵，特别是那一抹嫣红。妈妈和永航不明白，看向舅爷爷。舅爷爷道：
“父亲请高明玉器匠人仿永航所戴的玉佩制作了4枚，分别给了我们弟兄四人，作为家传之物，有勿忘兄弟情谊之意，给小妹的则是恩人之物。没想到兄弟姊妹5人，到的此时却是独留我一人。” 舅爷爷不想再说，把玉佩给永航戴好。要求舅奶奶和妈妈，永航办好美国护照，今年夏天去美国一趟，去拿回舅爷爷父亲留下的物件。
浩浩荡荡的下乡知青返城，他们找不到工作机会，找不到结婚对象，让多少人苦闷，许多的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着可怜的工作岗位。
城市中的待业人员是越来越多，达到顶峰。
这些个被社会抛抛弃的社会闲杂人员，无可奈何之下干起了个体户这个被社会所不齿的行业。随着1980年初，国家颁布了《关于城镇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管理若干规定》，整日里提心吊胆生活在投机倒把阴影下的个体户们算是暂时的松了口气。
中央进一步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给这些个掘到第一桶金的个体户、闲杂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许多个体户，在菜市场门口，秀水街，雅宝路寻一块空地，摆地摊小吃，卖日用品、鞋子，衣服。他们大多没有什么组织，也没人管理。甚至还有李海波下面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公开卖起了手表、计算器、发夹、头饰、纱巾。个体户，还是那些个待业青年、黑五类。听着刺耳，看着刺眼。但时代偏偏选择了他们，趁着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上物资匮乏的年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赚了时代给予的红利，搞到了大钱。他们练摊、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卖，就跑个差价，转眼间成了万元户。而当时公务员的月薪也就七八十元。与其说是他们抓住了机遇，倒不如说是时代的红利抛向了他们。
随着一个个个体户的兴起、扛着录音机、牛仔服的胡同青年开始放港台歌曲，女生开始穿流行裙装，男孩开始着装高档西服，可以住星级的宾馆，老外拿着摄像机满大街、胡同到处溜达。
一切都在变化，陡然的让他们的内心开始躁动不安，就想着把捆在身上的枷锁扯断，向着天空高声呐喊一句，“我也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新的事物出现，新的思想电波在闪耀，在对撞，冲突，这一切无不在挑动着年青人那颗不安分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