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清朝啊，乾隆朝那时候还算是盛世呢，可到了乾隆晚期呀，就有点像那太阳快落山了，已经开始露出走下坡路的苗头啦。嘿，这倒霉事儿就正好让嘉庆帝给赶上了。嘉庆帝这人呢，虽说打小就刻苦读那四书五经的，可说实话呀，他还真算不上是个有啥大本事的皇帝呢。
嘉庆帝的那一套治国主张呢，有点像 “无为而治”，但他这可不是啥高明的 “无为”，而是特别守着老一套，一点儿都不懂变通。就因为他这么个守成的做法呀，结果呢，咱华夏民族在往后的百年可就遭了大难啦。历史有时候确实挺让人觉得耻辱的，不过咱老百姓可没错呀。咱了解历史、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以后别再犯以前那些错儿。咱得回过头去看看历史，哪怕它是耻辱的，也得搞清楚，除了闭关自守，这嘉庆帝还干了些啥事儿呢？
先说说这嘉庆帝和开矿的事儿吧。咱中国自古以来呀，东边靠着太平洋，北边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边又是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在这么个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国人就养成了那种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种地人的性格。所以呢，历朝历代的封建政府都看重农业，压制商业，重视那些伦理文章啥的，对科技啥的就不咋上心，也不乐意让商业蓬勃发展起来。
这守成的嘉庆帝自然也不例外啦。他一提到开矿这事儿呀，一开始就摆出一副特别严厉的样子，为啥呢？他就怕开矿会 “滋生祸端” 呗。
嘉庆帝第一次碰到和矿业有关的问题呀，是在他亲政后的第四年（1799 年）三月。当时两广总督吉庆针对民间偷偷采挖生铜这事儿给嘉庆帝上了个奏折说：“皇上呀，广东那边采挖黎地石碌铜斤，试办了一年，这铜的产量已经短缺了，而且那地方靠着海呢，好多人都去采，我怕这样下去会惹出事儿来，我觉得应该赶紧停下来。咱省局鼓铸要用铜的话，还是接着用云南的铜吧。”
嘉庆帝看了这奏折，立马就批复说：“你办得挺妥当的，想法也很对。就用云南的铜，不用开采了。” 嘉庆帝这批复虽说没写多少字，可意思那是明明白白的，态度也特别坚决。
您知道吗？广东省在乾隆初年好不容易才获得开发矿业的权利呢，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那可是冲破了一帮顽固守旧、反对开矿的人的阻拦才争取到的，在咱国家矿业史上还有个 “鄂氏三疏” 的说法呢，（当时带头争取开矿权利的两广总督姓鄂）。
可这嘉庆帝一上台呀，就把这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开矿势头给压下去了。从这以后呢，嘉庆帝在矿业政策上就一个劲儿地往后退，变得越来越顽固、越来越死板啦。
嘉庆帝推行这种消极倒退的禁矿政策，在朝廷里也不是没人反对，可反对的人太少啦，根本就撼动不了嘉庆帝的想法呀。
再说说这嘉庆帝禁止流民出关的事儿吧。嘉庆帝的关外垦荒政策呀，和他的禁矿政策一样，也是消极又僵化的。他虽说挺重视农业发展的，可他只让老百姓在关内种地，就是不许流民到关外去开垦荒地。
1808 年的时候呀，为了能更严格地控制内地的老百姓出关去种地，就让盛京将军负责制定了新的章程。这章程规定呀，关内的老百姓要想出山海关到奉天所属的各地去，除了得有原籍发的一张关照，上面得写清楚姓名和要去的地方，到了关那儿还得验明身份外，还得有随身带着的护票以备查看呢。
同时还说呢：“盛京这地方设立边门，本来就是为了检查人员出入的，得慎重对待呀。要是任由流民纷纷往关外跑，也不使劲儿拦着，那就不符合严格把关的要求啦。以后就按照这个章程来，让盛京将军督促那些守口的士兵，好好巡查，还得贴出告示告诉那些没活儿干的穷苦老百姓，可别偷偷越过关口出去私自开垦荒地，不然可就违反规定了。”
在嘉庆一朝禁止流民出关私垦的那些章程里呀，这个章程算是内容最详细、措施最严密的一个啦。
还有就是嘉庆帝限制对外通商的事儿啦。要是说禁止开矿、禁止关外垦荒这些政策只是嘉庆帝看重农业、压制商业或者防止流民作乱的手段的话，那么限制货物出口和进口可就是闭关自守政策的延续啦。这种政策能保护封建经济，可也把老百姓和外界的往来交流都给隔绝开了。但这种保守、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没好处，对增强国力也没啥帮助。
其实呢，这也不是嘉庆帝自已想出来的招儿，这是从乾隆皇帝那儿继承来的 “闭关政策”。嘉庆帝没多大本事呀，就只能照着老祖宗的办法来咯。而且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这种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础呢。
嘉庆帝自从即位以来呀，就死死守着乾隆皇帝定下的一口通商的死板政策，一点儿都不松动。就算是在广州港那儿，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呀，除了由公行搞垄断外，还有好多的 “清规戒律” 呢。比如说规定国外的商船得在每年五六月间到广州，而且得在当年九十月间就回航回国。
所以当时的广州港呀，充其量也就是个季节性的贸易市场罢了。而且虽说没明文规定，实际上广州港的贸易对象主要就是欧美商人，像北方的俄国这些国家呀，明显就被排除在外了。
就拿广州通商口岸来说吧，1805 年十月的时候，俄罗斯有两艘商船，经过海路往南航行，先后开到了广州港。当时马上就要卸任的粤海关监督延丰，他知道 “俄国向来是在恰克图地方做买卖的”，可看到船货都到了，而且俄国商人也就是想省点儿钱赚点儿利，于是就通融了一下，准许俄商在这儿卸货。
延丰觉得自已这么做挺合情合理的，自已也算是尽职尽责了，可就是不知道以后碰到类似的事儿该咋办，于是就给嘉庆帝上了个奏折，恳请嘉庆帝给点儿指示。可他万万没想到呀，嘉庆帝看了奏折后，大发雷霆，斥责延丰 “专擅乖谬”，说他 “所办粗率之至”，还下令要好好追究这件事儿。
又让新任粤督吴熊光去一件一件地查清楚，赶紧用最快的速度（递速四百里）奏报上来。可吴熊光刚一接手，就犯了和延丰差不多的 “错误”。因为当时俄商早就把货卸完了，还说他们那儿 “地处极北，要是遇到大风啥的，就得耽搁一年，求求您早点儿给我们发牌让我们开船回国吧。”
吴熊光和别人商量了一下，大家都觉得 “安抚外国商人，得讲信用呀。” 于是在查明那艘船 “所贩货物是茶叶、瓷器，并没有违禁物品” 后，就准许俄商开船回国了。结果您猜怎么着？
最后呢，延丰被革职了，吴熊光等人也被交给相关部门去商议怎么处理了。
从表面上看呀，这件事儿好像是因为延丰等人没遵守制度，可实际上呢，这反映出嘉庆帝对通商口岸的规定太窄了，限制得太死了，一点儿灵活性都没有。嘉庆帝心里背着那个 “出处防夷” 的思想包袱可重啦，像这类事儿在嘉庆帝的朝廷里那是经常能看到的，可见嘉庆帝在死守 “定制” 方面，思想都已经变得僵化了。
1811 年 12 月的时候，嘉庆帝颁布了《御制守成论》。里面说：“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旧章。”
嘉庆帝就这么死死守着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虽说这对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有好处，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那可就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啦。这让中国没办法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结果呢，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里就慢慢落伍了，只能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啦。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的时候，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就因为人家没向他行三拜九跪的大礼，嘉庆帝就把人家给撵走了，还写信斥责英王不懂礼仪呢。
嘉庆帝在位的时候正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呀，那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已经搞了几十年了，可嘉庆帝对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知道，还继续死死守着老祖宗的制度，看重农业，压制商业，闭关自守，还压制各地的工矿业。您说，清朝不亡那才叫天理难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