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十九世纪初年呐，西方那些资本主义强国可不安分，老是在中国沿海搞侵略和骚扰的事儿，越来越频繁啦。英国呢，又一次向中国派了使团来，还提出一堆无理要求，其中居然还包括割地这种过分的事儿呢。
那时候的清朝啊，一直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时间一长，对外面那些越来越厉害的威胁压根就没看清是咋回事儿，也没办法想出个长远又能真正管用的防御办法来。就拿英国在中国沿海的这些侵略骚扰来说吧，清廷就只把它们当成突然冒出来的外交事儿，只能被动地做些防御反应。而且在和英国使团交涉的时候啊，把那些更重要的事儿都扔一边儿不管，光在礼仪上争来争去的，这可真是清朝封建统治者那种夜郎自大的毛病又犯了呀。
从嘉庆朝开始，英国的兵船在中国东南沿海就越发猖獗了。就说嘉庆十年（1805 年）吧，英国来了四艘护货兵船到广州海口，还带着英王写的文书呢。英王在信里说啥呢，说愿意出兵帮忙缉捕蔡牵起义军。清政府对这些英国兵船来广州可警惕着呢，嘉庆帝就指示广东总督倭什布，得严密防范着，还说 “护货兵船向来都有固定的停靠地方，可不能让它们随便乱进，得按老规矩来”。为了加强广东这边的防务，清廷还把那彦成派去当两广总督了，嘉庆帝让他 “好好整顿军备，把军队弄整齐了，好吓唬吓唬那些外国佬，让沿海安宁点儿”。对于英王文书里说要帮忙缉捕起义军的提议，嘉庆帝可明智啦，直接就给拒绝了，他说：“海洋上外国的船只来来往往的，本来就该咱们自已的兵力去好好查缉，哪有靠外国帮忙抓坏人的道理呀？”
到了嘉庆十三年（1808 年）九月，英国又找借口了，说要帮着澳门的葡萄牙人抵御法国，就把带着炮械火药的四艘兵船停在了香山县鸡颈洋面，还派了三百名英国兵公然在澳门登陆，把澳门东西两个炮台都给占了。后来呢，英军看广州好像没防备，干脆把兵船开到广州海口，停在了黄埔那儿。而且在广州海面啊，经常有英国的护货兵船不按规定停在外洋，擅自就把兵船开到虎门去的事儿发生。清廷对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这些活动可一直盯着呢。嘉庆帝针对英国介入葡、法争端还发了声明，说葡萄牙人和法国人自已打架，那是他们的事儿，“中国才不过问呢”，但是又说 “中国外面的藩属都有固定的疆界，你们想想，中国的兵船从来没跑到你们外国地方去驻扎过，可你们英国的兵船竟敢开到澳门上岸住下，这也太过分啦”。他在声明里还把英国的小心思给戳破了，说英国不管是帮葡萄牙人也好，说要给清朝效力也好，全都是借口，他们真正的想法就是 “瞅见西洋人在澳门做买卖，趁着人家现在有点弱，就想占了澳门”。清廷就不停地警告这些心怀叵测的英国侵略者，让他们 “赶紧撤兵开船走”，还说 “要是再拖着不按规矩来，那可不只是现在不让你们做生意这么简单了，还要调集大兵来把你们围起来抓了”。
清政府可不是光吓唬吓唬英国侵略者就算了。嘉庆帝在严厉警告英军的同时，还发了五百里加急的谕令给广东总督吴熊光，跟他说：“边疆这地方多重要啊，那些外国佬竟敢惦记着，可不能让他们觉得咱们好欺负”，还命令他 “得赶紧偷偷地调派得力的将领和士兵，把水陆官兵都整顿好准备着，要是英国人不老实，就直接带兵去剿灭他们，可不能胆小怕事、姑息迁就。这事儿和边疆防务、外国情况可都大有关系呢”。
可广东当地的官员呢，没好好按皇上这着急上火的防御政策去办。粤督吴熊光是咋想的呢？他觉得 “英国人就是想做买卖，他们的军费都是从商税里出的，只要把海关一封，就能把他们制住。要是轻易就出兵打仗，他们的船和炮可比咱们厉害好几倍，打起来肯定打不过，到时候东南沿海可就遭殃了”，所以他就主张靠封关来逼英军撤退，没马上按命令去调兵遣将。嘉庆帝对吴熊光和广东巡抚孙玉庭的这种 “胆小怕事、不懂大局” 的做法可不满意了，指责他们 “就光惦记着那几十万的税银，来回算计，可关于防备的事儿，一点儿都没办”。嘉庆帝就传谕严厉批评他们，说：“你们可不能这么糊涂懈怠呀，想想看，边疆这么重要的地方，任由外国兵带着家伙闯进来，占了炮台，你们还觉得不重要，还有比这事儿更大的事儿吗？” 嘉庆帝一气之下，把一直挺信任的吴熊光的官职都给撤了，送到吏部去严审，没多久又把他发配到伊犁去了，孙玉庭也被革职回家了，然后让百龄去当广东总督，百龄就乖乖地按皇上的指示去办了。就因为清廷这强硬的态度和各种得力的防范措施，英国的侵略阴谋没得逞，那些英国兵船只好 “开帆远去” 了。
嘉庆十四年（1809 年），等贸易季节快来的时候，嘉庆帝就告诉百龄，说 “等今年英国的货船到的时候，你得提前派人去好好侦察一下，如果他们再敢多带英国兵想闯进港口，你就马上调集官兵瞅准机会去堵截剿灭他们”。在这之后呢，英国兵船不按规定停在外洋，擅自把兵船开到虎门的事儿还是经常发生，清廷就不停地告诫广东当地的官员，让他们密切注意，加强防御。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 年）十二月，嘉庆帝又给广东总督蒋攸铦下谕令，说 “以后所有各国的护货兵船都得按老规矩来，不许靠近内洋，货船出口的时候也不许逗留。要是敢闯进禁止进入的地方，就狠狠地把他们赶走，如果他们还敢反抗，就直接开炮放枪，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知道害怕”。
清廷在盯着广东海口的英国兵船、商船，加强监督防范的同时，也没忘了对住在中国的那些外国商人、传教士啥的加强管理。嘉庆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准了广东总督蒋攸铦制定的 “防闲策”，这里头规定了不少事儿呢。比如说 “严禁老百姓私自给外国人干活儿”；“洋行不许盖外国样式的房子”；“店铺不许用外国字当店名”；“清查那些欠外国人钱的情况，不能随便找身家不咋靠谱的人去当洋商”；“不准内地的老百姓私自跑到外国人住的地方去”。清廷对住在京师的外国人也做了好多限制规定。当时在京师当钦天监监正、监副还有在内阁当翻译的外国人，总共十一个呢。嘉庆帝就让其中四个人回国，对剩下的七个人的行动也加以限制，规定他们不能和旗人打交道；不能偷偷传教；不能离开京师跑到外地去等等。
清廷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在接待英国使团的时候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又派了个使团来中国，是以阿美士德为首的。这个使团带着英王写的文书，是来和清廷谈判的，想让清廷同意他们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这些要求呢。
嘉庆帝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一堆无理要求的事儿可记得清清楚楚的，再加上英国兵船这些年在广东沿海越来越过分的骚扰活动，他对这个阿美士德使团来干啥心里可满是疑虑呢。所以啊，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嘉庆帝就对他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隔离措施，命令护军统领秀宁、格布舍各自带着十名章京、一百名护军，在英使团城里住的地方会同四译馆、城外住的水湖公馆 “白天晚上都巡逻看守着。严禁这些英国人随便出入，也不许内地的居民偷偷跑去看他们。要是有人不遵守规定，就马上抓起来，送到刑部去治罪。等他们去礼部参加筵宴的时候，也让护军统领带着章京、护军啥的，严格管束，得整整齐齐、严肃认真的”。
当阿美士德使团在北京等着皇帝接见的时候，护送他们来的五艘英国船，没跟清政府打招呼，就从天津海口开船南下往广东去了。嘉庆帝知道这事儿后，马上让船只经过的地方的官员加强戒备，说 “不许一个英国人上岸，绝对不能让他们停船逗留”。
后来呢，阿美士德使团因为不肯按跪拜的礼节去觐见嘉庆帝，就被赶出北京了。因为阿美士德没见到嘉庆帝，他带的英王文书也没送到皇上手里，所以嘉庆帝对这个英国使团来中国到底要干啥也不是特别清楚具体，不过从英国使团的行踪啥的，他也察觉到英国是想把天津当成新的贸易口岸的企图。针对英国的这个阴谋，嘉庆帝在给广东总督蒋攸铦的指示里说：英国人 “看样子就是专门想来天津做买卖，好实现他们垄断的心思，你这个总督可得想办法，把他们想来北京的念头彻底给打消掉，别让他们有这想法”。
在嘉庆时期呀，清朝在处理和外国的关系上，还是死死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面的新事物一概都是盲目排斥的态度。
就说嘉庆四年（1799 年）十一月吧，嘉庆帝问两广总督吉庆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回奏的时候说：“西洋的外国商人来广东做买卖，向来都是以货换货的。就算有时候货值不够，也是用外国的银子，还没有带着中国的纹银出洋的事儿呢。只是他们运来的钟表、玻璃这些东西，拿没用的换咱们有用的，多少有点伤咱们的元气。要是咱们内地不把这些东西当回事儿，外国商人也就没法占便宜了。” 吉庆把钟表、玻璃这些东西看成没用的，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这反映了当时整个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成立国之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帝在发的谕旨里，把吉庆的这种想法说得更透彻了，他说：“朕从来就不看重那些珍奇的玩意儿，也不喜欢玩赏的东西，这是我天生的性子，可不是装样子的。粟米布帛，那才是养活人的东西，每家都得有。至于钟表，也就是看看时间用的，好多老百姓没有这东西，不也照样每天早起晚睡干活儿嘛。还有那种自鸣鸟啥的，就更不值钱了，跟粪土一样。得明白这个意思，别让外国佬占便宜，得让风气越来越淳朴。”
嘉庆帝作为封建帝王，不看重珍奇的东西，不喜欢玩赏的玩意儿，这确实有可贵之处。可是呢，他对那些能反映时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新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全都否定，一概排斥，这就有点太片面了。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的时候，那种防范意识倒是没错，可是在对外使觐见礼节上斤斤计较，把从国外来带着交涉使命的使节当成 “贡使”，把人家带的礼物当成 “贡物”，还有在给英王文书里老是以 “天朝”、“上国” 自居，那种傲慢的态度，可都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呀。
再说说那时候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毒的事儿。
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那可都是西方那些新老殖民主义者为了填满自已贪得无厌的欲望，偷偷往中国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早在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就开始从他们占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把鸦片运到中国来卖了。后来西班牙、荷兰也跟着这么干。西方殖民主义者还把吸食鸦片的方法传到中国，这就给鸦片大量输入创造了条件。在这当中，英国可是把鸦片贸易推波助澜的罪魁祸首。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整个印度半岛都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为了改变在中英贸易里的不利地位，就开始实行一个罪恶的政策，就是大量往中国倾销鸦片。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那些专家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熬炼出来的鸦片，先由东印度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这些投机商人再卖给鸦片商人，最后由鸦片商人运到中国。英国这么大量往中国倾销鸦片，使得鸦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数十倍地增加。
这鸦片贸易啊，可把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得满满的，那些鸦片商人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呢，鸦片泛滥成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特别严重的危害。大量的鸦片输入，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中国一下子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商业发展也被阻滞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也加重了；鸦片还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防力量都给破坏了；而且鸦片泛滥还把整个清朝的统治给腐蚀了，让清朝的统治力量越来越弱。
清政府其实早就注意到鸦片贸易的危害了，从雍正七年（1729 年）就开始禁烟了。那一年，清廷专门制定了一个处罚条例，规定：要是有人贩卖鸦片，“就按照收买违禁货物的例子，给他枷号一个月，然后发配到边疆去充军”；要是有人私自开烟馆，“就按照邪教惑众的法律，判绞刑，缓期执行，从犯就打一百板子，流放到三千里外”；要是那些当兵的借着鸦片走私趁机勒索钱财，“就按照枉法的法律治罪”；要是各个海口地方的文武官员疏于纠察，还有那些海关监督没负起监察责任，“都交给吏部严加议处”。雍正年间制定的这个条例，对相关人员的处罚挺严厉的。可是呢，这个条例并没有好好执行，所以就出现了 “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 的情况。因为皇上的圣谕就跟摆设一样，所以鸦片的买卖、吸食当然就禁而不止了，结果就是 “内地喜欢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贩卖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
后来乾隆帝又下了禁令，可还是因为 “官吏奉行有名无实”，这禁令也就是一纸空文。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不但没真正去查禁鸦片，而且各个海关还对从海关公开入口的鸦片征收关税呢。严格说来，鸦片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禁品。
到了嘉庆朝，鸦片才真正成了禁品。嘉庆帝对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主张得严厉禁止。清廷不但又制定了更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还真的去推行了。嘉庆十五年（1810 年）三月，北京广宁门的巡役查获了一个姓杨的烟贩，身上藏着六盒鸦片烟要进城，嘉庆帝就下令把这个烟贩交给刑部好好审办。清廷根据当时 “购买吸食鸦片的人很多，那些奸商为了牟利不停地贩卖，一个接一个地来” 的严重情况，命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和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在京城各个门禁处严密访查，“一旦查获，就按法律惩治，把鸦片烟也毁掉”。为了从源头上治理，嘉庆帝还让福建、广东这些鸦片出产的地方，由当地的督抚和海关差役去查禁，“切断鸦片的来源”。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这些沿海的督抚认真查察，“以后海船要是夹带鸦片烟，马上查拿，按法律惩办。要是派去的官员、差役有徇私舞弊放人的情况，都要重重地惩罚。要是鸦片竟然渗透到内地贩卖，一旦发现，就得追查是从哪儿来的？从谁那儿买的？不能说从不知道姓名的商船买的，就这么糊弄过去。要把那些失察、徇私放人的监督、官员、差役等人一并惩办，绝不姑息”。
可嘉庆帝的这些严厉警告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呀，各处的海关照样偷偷放鸦片过境，有的海关甚至还私自征收鸦片烟税银来中饱私囊呢。
嘉庆十八年（1813 年）七月，清廷又重申了禁令，指出：“鸦片烟这东西，从外国流到内地，迷惑人心，残害生命，它的危害和毒酒没什么两样”，必须得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还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要是买食鸦片烟，就革职，打一百板子，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就打一百板子，枷号一个月；在皇宫里干活的太监，要是违禁故意去吸食，马上查拿，枷号两个月，发配到黑龙江给当地的官员当奴隶。嘉庆帝又一次严厉告诫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的各关，要严加巡逻缉查，要是查到有奸民私自贩卖鸦片烟，冒着禁令过关，一旦拿获，就把鸦片烟立刻扔到海里去，奸商按法律治罪。对于那些敢阳奉阴违，还私自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要实实在在地去查参，先把这个监督革职，用驿站快马奏报，从重惩治。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鸦片的同时，也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
嘉庆十四年（1809 年），嘉庆帝让广州的 “公行” 必须保证他们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嘉庆二十年（1815 年），清廷决定，在 “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力度，可那些英、美等国的鸦片商人也狡猾得很呐，他们见这边查得严了，就把装载着鸦片的船只改泊到澳门去了。
当时呀，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呢，允许英国的船每年运五千箱鸦片进澳门，他们就靠着收这鸦片的关税，每年能得 10 万两银子呢。这么一来，澳门一下子就成了往中国内地输入鸦片的集散地啦。
不过呢，葡萄牙当局对运进澳门的鸦片数量做了限制，还对鸦片征收关税，这可把英国的鸦片商人大为不满了。他们心想，这不是断了自已的财路嘛，于是就动起了歪脑筋。后来呀，这些外国商人就开始在正当的货物里头夹带鸦片，跑到广州黄埔港去偷偷售卖。这下可好，鸦片市场就从澳门又转移到了黄埔啦。
所以说呀，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 “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 的政策，虽然费了不少心思，可还是没能彻底杜绝鸦片的输入呀。鸦片就以这种 “夹带私售” 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了。
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那对禁烟可就更加重视啦。从道光元年（1821 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 年），这可算是清代真正大力实行禁烟的时期呢。
道光帝心里明白，这鸦片要是再不狠狠整治，那国家可就真要被它给拖垮了呀。他上台之后，就不断地出台各种禁烟措施，还派了不少得力的官员去专门负责查禁鸦片的事儿。
比如说吧，他加强了对沿海口岸的巡查力度，让士兵们瞪大了眼睛，仔细检查每一艘进出的船只，就盼着能把那些藏着鸦片的船只给揪出来。而且呀，对那些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处罚也更加严厉了。要是发现谁在贩卖鸦片，那可不仅仅是罚款、坐牢这么简单了，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儿呢。
在民间呢，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纷纷站出来支持禁烟。他们到处宣传鸦片是如何如何害人，劝大家可千万别去沾染这玩意儿。
可是呢，这禁烟的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呀。那些鸦片商人可都是为了赚钱啥都不顾的主儿，他们背后又有英国等西方国家撑腰，哪肯就这么轻易地放弃这块 “肥肉” 呢。
他们想尽办法来躲避检查，把鸦片藏得严严实实的，有时候还贿赂那些海关的官员和巡查的士兵，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呢，尽管道光帝下了很大的决心，禁烟的过程还是充满了艰难和波折。
就说有一次吧，在广州的一个港口，一艘看似普通的商船正准备靠岸卸货。海关的官员们按照惯例上去检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可当他们仔细查看货物清单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清单上写的货物数量和种类，跟实际看到的好像有点对不上号呀。
于是，官员们就更加仔细地检查起货物来。这一查可不得了，原来在那些看似普通的货物箱子里面，藏着不少鸦片呢。这可把官员们给气坏了，当场就把船上的人都给扣了下来，准备送到官府去严惩。
可这船上的人呢，一看事情败露了，就开始求饶，还说愿意出一大笔钱，只要能放他们一马。有的官员呢，心里就有点动摇了，毕竟那可是一大笔钱呀，够自已过上好日子了。
但是呢，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说：“这鸦片害了多少人呐，咱们要是收了这钱放他们走，那可就是助纣为虐，天理难容啊！” 最后，在这些正直官员的坚持下，这艘藏着鸦片的商船还是被依法处理了，船上的人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每次禁烟行动，都像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一边是决心要把鸦片赶出中国的清政府和有识之士，另一边是贪婪的鸦片商人和他们背后的西方势力。
不过呢，不管有多难，道光帝和那些支持禁烟的人都没有放弃。他们知道，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得坚持下去呀。
就这样，在道光帝的大力推动下，禁烟行动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说，在一些地方，鸦片的贩卖和吸食情况确实有所减少，老百姓们也渐渐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开始自觉地远离这害人的玩意儿。
可是呢，要想彻底杜绝鸦片，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呀。毕竟那些西方列强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已在中国的鸦片生意就这么黄了，他们还在想着法子继续往中国倾销鸦片呢。
这就是嘉庆时期到道光初期关于清朝和英国的一些纠葛，以及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烟的大致情况啦。从这些事儿里，咱们也能看出，那时候的清朝面临着多么严峻的外部挑战，以及内部的一些问题呀。不过，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后来的中国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闭关锁国可不行，得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才能让国家强大起来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