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这人呐，对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那可上心了。打乾隆元年开始，他就学着康熙爷的样儿，搞了一回博学鸿词科考试。这还不算完，他每次南巡的时候呀，都瞅准机会去接见那些汉族的知识分子呢。您瞧瞧，他这巡幸了足足 12 次，每次在路上都不忘召试那些士子，就考他们一诗一赋，再加一论一策。要是考得好，能进入高等的，那待遇可不得了！要是本来就是进士、举人啥的，马上就能给安排个中书当当；要是个生员呢，嘿，直接赏个举人，还准许去参加会试，这机会多难得呀！
乾隆帝这人可厉害着呢，他的汉文水平那叫一个高，能诗善画不说，骑射功夫也相当了得。在清朝那些皇帝里头，要论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做出的功绩，那他可算得上是头一份儿啦！在他统治的那些年里呀，各种官修的书籍就有 100 多种呢。像顺治朝就开始编撰的《明史》，还有康熙爷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都在他这儿给完成了。而且呀，他还让手下的大臣们编成了好多其他的书，像《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这些，都是关乎历史、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呢，其他类别的书也不少，比如说研究文字音韵的《清文鉴》、讲文学的《唐宋诗醇》、说地理的《大清一统志》、谈农家事儿的《授时统考》、讲医学的《医宗金鉴》、说天文历法的《历象考成后编》等等，可都是响当当的重要文献呐！
这里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乾隆帝亲自倡导并编成的那套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啦，这里面收了经史子集的书 3000 多种呢，可算是保存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呀。就因为乾隆帝对文化事业这么热心，汉学在乾隆朝那是越来越兴盛，到了嘉庆朝的时候，还形成了有名的 “乾嘉学派” 呢。
咱再说说这《四库全书》是咋来的吧。乾隆六年（1741 年）的时候，乾隆帝就亲自下令去搜集古今的图书啦。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备。”（《清高宗实录》卷 134）从这谕旨来看呀，当时搜集图书的范围就限定在元、明、清这三朝的图书，目的就是为了充实皇家的藏书。可各省的督抚学政呢，就把这事儿当成个普通任务，没怎么上心，所以也没弄出啥成效来，乾隆帝当时也没咋过问这事儿落实得咋样，所以说这次搜集图书和后来编《四库全书》其实关系不大。
这一晃就过了 30 多年呐，乾隆帝又下令让各省督抚学政去搜集古今图书啦，这次可就和编《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喽。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正月，为了让宫廷藏书更丰富些，乾隆帝就发了一道征书的诏令，要访求天下的遗书。嘿，这刚开始的时候可真是不顺利呀，各地的官员都在敷衍塞责呢，那征书的诏令就跟泥牛入海似的，过了 10 个月，收集到的藏书那叫一个少呀，乾隆帝可就恼火啦！
恰好在这时候，安徽学政朱筠上书提了四条征书的建议，这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借着征书的机会去辑校宫廷所藏的《永乐大典》。这《永乐大典》可不得了，那是明朝永乐年间编修的一部丛书，在《四库全书》之前，它可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呢。
乾隆帝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呀，不但采纳了朱筠的意见，还更进一步呢。他觉得《永乐大典》的体例、规模啥的都不太让人满意，就琢磨着应该在辑校《永乐大典》的基础上，把宫廷藏书和民间藏书都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卷帙浩繁、超越前人的丛书。得嘞，就这么着，征书这事儿就变成修书啦，编修《四库全书》的计划也就这么产生了。
乾隆帝这一下严令呀，征书活动可就进入高潮啦。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八月，总共征到的书都不下万种啦，这里头尤以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征到的书最多。
为啥江浙地区征到的书多呢？因为这地方文化发达呀，藏书也丰富得很。乾隆帝对江浙一带的藏书情况那是熟门熟路的，好些官僚富商的藏书楼他都能叫得出名字呢。他就举例说啦，像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乾隆帝还说呢，他不光知道这些藏书大家的书房名字，连他们的藏书目录他都清楚着呢。而且呀，他对江浙那些书籍贩卖商人也了如指掌，觉得这些人对采访书籍可有用处啦。比如说山塘那个地方有个姓金的书贩，“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还有湖州那儿向来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清高宗实录》）乾隆帝就要求江浙地方官，可以向这些书商了解本地藏书情况，采取借抄的办法搜书，抄完书还给被借之人，这样肯定能收到大批图书。乾隆帝还专门声明了一下，就算发现书中有忌讳字样，也绝对不会加罪于藏书人。要是真有那种 “诞妄” 字句，不应该保存的，也就是把那本书烧毁，然后转告藏书人别再收藏就是了。要是由督抚转呈政府，那就不用过问了。乾隆帝还要求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和江苏巡抚萨载务必把这件事办好。
乾隆帝采取这行政命令的办法，还真就大见成效啦。自从确定以半年为期之后，各省督抚那是闻风而动呀。两淮盐政李质颍从商人马裕处借出图书 195 种，先把书目送到北京，然后把部分图书送苏州书局校勘，部分送往扬州抄录。浙江士绅鲍士恭还向巡抚三宝表示，愿意把家藏图书共 1900 多种献给政府呢。浙江全省报告共采访书目有两千七八百种，江苏省也有 1000 多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不过呢，这情况也说明，各省督抚为了完成乾隆帝规定的任务，采取的手段有点强制啦，不是向藏书家借出书来抄，而是干脆命令他们向官府献书。乾隆帝一看这可不行呀，就亲自出面干预了，他说凡各地方所献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人家”。他还要求各省地方官，用官印加盖在采访图书的封面，并注明藏书人姓名和负责送书的官员名，书送到北京后，再盖上翰林院印，记录存档，以后返回各省，由督抚负责还给原主。
这各地进献的书籍那是堆积如山呀，整理和编辑的工程可太浩大了，没办法，就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馆，来总揽《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
乾隆帝还下了指令呢，凡是个人进书 100 种以上的，就选其中的精本送给他本人亲自阅览点评题咏。然后呢，由四库馆优先抄录，抄完就把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这里头献书最多的就是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人啦。他们各献书 500 至 700 多种，合起来就有 2000 多种呢。乾隆帝就下令由政府奖给鲍、范、汪、马四人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为好古之勤”。献书 100 种以上者，江苏有周厚堉、蒋曾蓥，浙江有吴王墀、孙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各赏给刚刊印的《佩文韵府》一部。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年八月，各省运送到北京的图书已经超过了上万种啦，这《四库全书》馆里的工作也就大规模铺开了。这《四库全书》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二月开馆，里面有总纂官、总裁官、校勘官、监造官等共 360 名，那可都是些有名的专家学者呀，像经学家戴震、文学家桐城派散文代表人物姚鼐、史学家邵晋涵、文字学家王念孙等，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家，总纂官纪昀也是一代通儒，其他还有不少状元、榜眼、探花呢，这学术阵容可强大啦！
这四库馆臣的职责主要是鉴别书籍的优劣啦，这里头既有政治上的鉴别，就是审查书中有没有触犯禁忌的内容，也有学术价值上的评判。经过四库馆臣的甄别，这万余种图书就分成了应抄、应存目和禁毁三类。应抄的书 3461 种，就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全部书籍，其中又有一小部分最有价值而且版本珍贵的书，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第二类书是应禁毁的书，这类书或者有反清的内容，或者与程朱理学正统思想相抵触，共 3000 余种，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数量相当。第三类介于二者之间，虽无犯忌的内容，但也没有垂范后世的价值，所以只著录书名，撰写提要，而不收录全文，这类书有 6793 种，比前两类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