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又给我分了一间房子，王志强很高兴，他请了人，又是换窗子，又是刮仿瓷，还铺上地板砖，把这七十年代的两间房子，弄得像新房一样的浪漫美丽。
“干脆，电话也装了吧，反正我们两个人都有Call机……”电话是要装，这是必需的，可是，钱呢？
“我再去坐台。”
“不行。”
“那钱从哪钱来？”
“我们装分期付款的。”
“可是，那还是要钱呐，我每个月的工资，你又不是不晓得……” “放心，有我半碗饭吃，就有你半碗饭吃，我养你。”
“你拿什么养我？”我看王志强高兴，就跟他撒娇：”我不吃半碗饭，我要吃一满碗。”
“慢慢来嘛。”躺在干净的、舒适的席梦思床垫上，我们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好，王志强就像是结婚前那样，非常温和，非常可爱，”我才不信，一个大男人，养不了自已老婆。” “那你到底靠什么养我？”
“我想通了，我们不是有车吗？你说的有道理，我就跑车，一个月，少数少数也能弄个七八百吧。”
“真的？”
只要王志强肯做事，肯放下他的架子，我就高兴，我不在乎他挣多少钱，只要他出去挣。
中国古代娼妓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社会映照：
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娼妓制度犹如一道独特而又复杂的社会痕迹，贯穿了诸多朝代，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异的形式与鲜明的特点，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内涵。
先秦时期，作为娼妓制度的滥觞阶段，官妓便已见诸记载。彼时，这些官妓主要周旋于贵族与官员之间，成为上层社会社交与娱乐场景中的特殊存在。她们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贵族们的宴饮聚会、礼仪应酬等活动，需要有这样一群女子来增添声色之娱，官妓们以歌舞技艺、陪伴侍奉，满足了贵族们在物质享受之外的精神与感官需求，也从侧面反映出先秦时期贵族阶层的奢华生活与特殊待遇。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蓬勃繁荣，娼妓制度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契机。这一时期，除了官妓继续在宫廷与官府中发挥作用外，私家圈养的“家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妓，实质上是私家的性奴隶，她们的地位甚至低于妾室。这些家妓往往是主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主人可以随意支配她们的生活与命运。她们不仅要提供性服务，还需具备一定的才艺，如歌舞、弹奏乐器等，以便在主人宴请宾客时进行表演，为家庭社交活动增添光彩。例如，一些富商巨贾或达官贵人在举办盛宴时，家妓们的精彩表演便是展示家族实力与品味的重要环节，这也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于私人财富和享乐的追求，以及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低下与从属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文化艺术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娼妓制度也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着变化。官娼和家妓的数量均有所增加，同时，男娼也曾盛行一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开放、思想观念的多元以及贵族阶层的特殊癖好密切相关。在这个时期，贵族们的生活奢靡放纵，对于各种娱乐形式的追求近乎极致。男娼的存在，反映出当时性别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与扭曲，也从侧面揭示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规范的松动。
唐宋元明四朝，宫妓和官妓迎来了鼎盛时期。宫妓主要负责国家祭祀、国宴等庄重的国家大事，同时在庆典及迎接贵宾等场合演奏乐曲，她们犹如宫廷文化的使者，以艺术表演彰显国家的威严与繁荣。例如，在盛大的宫廷宴会中，宫妓们身着华丽服饰，翩翩起舞，悠扬的乐曲声回荡在宫殿之中，为宴会营造出庄严肃穆而又充满艺术氛围的场景。官妓则主要活跃于官员和文人雅士的社交圈子里。她们与文人墨客之间的互动，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还催生出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文人雅士们在与官妓的交往中，吟诗作画，畅叙幽情，官妓们的才情与美貌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如唐代白居易等诗人的诗作中便不乏对官妓的描写与赞美，这也反映出当时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娼妓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
明清时期，社会风气发生显著变化，私人经营娼妓的时代逐渐拉开帷幕，私人妓院如星星之火般蔓延开来，并逐渐取代了官妓的地位。这一转变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社会观念的进一步世俗化密切相关。私人妓院更多地迎合了普通市民和商人阶层的需求，其经营模式更加灵活多样，服务对象也更为广泛。这一时期的娼妓行业，不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专属领域，而是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道德沦丧、家庭破裂等，成为当时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
现代社会中的“坐台小姐”这一称谓虽然在古代并无直接对应，但从本质上看，其背后所代表的服务行业和性交易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以多种形式存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娼妓制度，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征与变迁。从先秦到晚清，娼妓制度从贵族阶层的特权象征逐渐走向民间的商业化运营，其演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从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到市民社会逐渐兴起的历史轨迹，也揭示了社会风俗从相对保守到日益开放世俗的转变过程，以及文化艺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发展与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