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儿，说变就变。昨晚还是蓝蓝的天空，早晨一觉醒来，只听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抬眼望去，见窗帘缝隙间透出一线阴霾，天阴沉沉的，下雨了。
我的心情也霍地阴沉下来。昨晚舞厅里的快乐感觉荡然无存…… 我这是怎么了？我—王雨，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女作家，怎么会到那种场合去，甘心当什么坐台小姐？
王志强一早就出去了，家里只剩我一人，天下着雨，什么事都做不成，也懒得做，索性赖在床上，回顾回顾自已走过的路。
呵，往事如烟，往事如烟……
杨老师早在去年就已经跟我说过，他先是旁敲侧击地问我对伴舞有什么看法？
我有什么看法？我只有笑一笑。
杨老师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在这座城市所有的舞厅乐队中，他该是最老的一个了。文化系统对他的非议很多，不管怎么说，他有这么大年纪，又是全县乃至全市的文化名人，音乐权威，文了一辈子，雅了一辈子，到老，却丢开了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民间器乐，学起电子琴。
他的弃明投暗改正归邪，什么都不为，就为钱，为生活，为完成局长馆长们下达的补文创收任务。
我也有”补文”任务，在只拿工资百分之五十的前提下，我还要上缴三千元的”补文款”，算来算去，我在文化馆辛辛苦苦地工作，一年到头，不但一分钱拿不到，而且还要倒贴。
文化馆在九零年就已经是这个局面了，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满胸膛的豪情壮志还没有被磨灭，人也勤奋，笔耕不辍，创作不歇，文章发了不少，稿费倒也赚了一些，再加上父母补贴，一年两年也就稀里糊涂地过来了。
到现在，豪情没有了，作品也没有了，工资该长的没长，而补文任务却越来越重，大家都不再搞业务，领导也不重视业务。音乐家都去了歌舞酒楼，用后来杨老师的话说：”回顾九五，展望九六（酒楼）。”美术家们成立了装潢部，文学家们有路子的跳了槽，有关系的就写报告文学，狗皮膏药。我什么都没有，连豪情都没有了。就只有走女人的唯一一条路—找个有本事的丈夫。
家庭背景一般，父母是小知识分子，住在小镇上，是那个小镇上的小康人家，这样，他们就好比是井底之蛙，总觉得自已了不起，自已的女儿也了不起，他们不了解我的处境，不让我谈朋友，我知道，他们是想先让我成名，然后再考虑家庭。
没那么容易，我已经对成名丧失信心。既然他们不在乎他们手中那点儿钱，那么，我就把他们的钱拿一点儿过来，名正言顺地出一本书。那年头，出书容易极了，只要有钱，而且还不需要很多钱…… 书出了，这就算是小有名气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女人，她长得又不算丑，人也不笨，这样，她就有了很多社交和应酬……王志强就在这时候及时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说他及时，在我这边，是我刚被一个男人抛弃，浑身伤痕累累，而他，我认识他时，他正处于事业的最巅峰，是本市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的财务部副部长，英俊流洒，一表人才。
那时候，我对企业一点儿都不了解，二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受的是正规传统又保守的教育，生活圈子狭小得像一口浅浅的小井，虽然出了一本书，其实知识贫乏得要命。那时候，我的交际圈子里，除了文化局文联的那一帮纯文人，也就是余仕华他们。余仕华，我们是做为文学朋友最先认识的，他已经出了两本书，仕途和文途，两边都很风光。
认识他，就认识了他一起的柳勇、陈少华。那是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三月十九日，我记得还算清楚，就算我记不清楚，王志强他也牢牢地记在了心上。余仕华好心好意地约我去踏青，那一段时间，我外面很风光，其实内心空虚得要命。跟他出了大门，看见一辆伏尔加，里面坐满了人，有柳勇、陈少华，还有两个老年人，是刚刚退休的人大陈主任和他老伴李阿姨。
余仕华让我送他们每人一本书，并且还要签名，酸溜溜地写下”惠存”、”雅正”等等。人大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正儿八经的当官的，人很慈祥、和善，还有些幽默。
那一天上午没怎么玩，车先开到昌盛宾馆，昌盛宾馆是郊区很有名的一个企业，董事长老龚是昌盛村的村支部书记，与陈主任是好朋友，还沾点儿亲，我们在昌盛豪华的办公室喝茶、聊天，海阔天空地闲扯，中午就在昌盛豪华的小套间吃饭。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那么高级的宴席，那一天中午大家都喝了酒，个个都很兴奋，也无拘无束，吃完喝完，废话也说完，我们又漫无目的地将车开到郊区的一个没有开放的景点—习家池，习家池遗址早已经成了部队医院，大门口有持枪的哨兵把守，陈少华将”人大委员会”的有机玻璃牌子放在车前面，车子很顺利地开进去了。
里面很大，什么风景都没有，车子拐了很多弯，在一片有序子的池边停下，这就是所谓的习家池。我们进了亭子，柳勇先唱他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陈少华小孩子似的唱”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他们唱完，就提议让我们每个人都唱，我实在不好意思唱，就一直没唱，余仕华也没唱，倒是六十岁的陈主任和李阿姨，他们还合唱了一首”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他们老俩口这一唱，所有的人都疯了。我也深受感染，也又是唱又是跳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和陈主任跳过交谊舞，陈主任自已还跳了半曲”骏马奔驰保边疆”，他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做骏马奔驰状。
反正那天下午玩得很高兴，也很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很疯。
疯够了，他们又说到郊区的另一个村—凤凰，我还没听说过凤凰，这足以证明我的孤陋寡闻，凤凰那时候在我们市很有名，是报纸电视上常常露脸儿的亿元村，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坐着，一大帮子人，他们谈工业，谈农业，谈企业，谈的都是我没有兴趣的话题，再加上屋里烟雾绦绕，我就端了一杯茶，来到走廊上。
我看见两个人，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驶进院子，他们穿着米黄色的夹克，头发好像有些脏，还有些乱，小镇上出来的我，竟在这时候看不起他们，觉得土，土头土脑。
跟昌盛比，凤凰算远郊，再是有名的亿元村，它也还是农村。
比起昌盛，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上头土脑。我端着茶杯，看天，看地，看村委会院子里几只悠闲的鸡。
后来，余仕华他们都出来了，说是去南边山上玩。下了楼，来到院子，正要上车，那个三轮摩托的主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哎呀！志强！”陈少华热情地叫着，迎上去。
陈主任和他老伴也都过去打招呼，柳勇也过去了，我问余仕华，”那人是谁”？
余仕华说不认识。我们俩人不认识，就准备钻进车里去。
陈少华拉我出来，夸张地说：”志强，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王雨小姐，是著名青年作家，A 市作协会员，还出了一本书，叫《花心》，哎呀，真是不得了哇，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王雨，这个是王科长，MT公司的人事科长，唉，对了，他们MT现在改成公司了，中外合资，他现在不叫科长了，叫部长，王部长，哎呀，这个王部长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好，不会谈朋友，所以至今还没有女朋友，王雨，你以后可得照顾着点儿，你朋友多，交际广，关照关照我们这年少有为的好兄弟……” 陈少华就是这样的人，脸皮厚，见面熟，热情得过火，外向得过头。
这位王志强王部长就跟着我们，踏着夕阳的余辉，去爬那还没有多少春意多少绿意的平平淡淡的山。
山的臂弯，有采石场、石灰石、水泥厂，空气并不见得新鲜，视野也不见得好，我玩了一天，很累了，有些没精打彩，陈少华他们，则仍旧是雄赳赳，气昂昂，很有精神。
我这才第一次注意王志强，我发现这个男人，虽然穿着有些土气，但言谈举止之间，却颇有一番内涵…… 从山上回来，天就已经黑了，晚饭是王志强张罗的，就在他们公司招待所。李阿姨中午喝了酒，她有高血压，晚上说不敢再喝了，我也不喝，因为快乐的心在离开习家池时已经疲惫下来，但陈少华非要让我喝，他不过是个司机，但不明事理的人，往往就会把他当作一把手，而把陈主任、余仕华和柳勇，都当成他的手下。
我就礼节性地斟了一小杯白酒放在面前。陈少华一边吃一边喝一边不停地叨叨咕咕，他好像是一分钟不说话就会憋死似的，话多，而且都无关紧要，无伤大雅，有时还能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酒席进行到一半时，王志强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来打圈，打圈打到我面前，他 说：”来，一家子，我们喝一杯。”因为都姓王，所以他称我为一家子。
在此之前，陈少华那不停闲的嘴，已经将王志强的背景给介绍得差不多了，原来，他是陈主任大儿媳妇的弟弟，也就是说，他的大姐给陈主任的大儿子做了妻子，他喊陈主任”干佬儿”，陈主任夫妇好像很喜欢他，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微笑和慈爱，是善于观察的女作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那时候陈少华说王志强是人事科长，事实上，他是财务部副部长，我那时候对调工作比较热心，对于这个二十六岁的”人事科长”，尤其是他还有陈主任这样的一层关系……我觉得我应该先引起他对我的注意，所以当他说”来，一家子，我们喝一杯” 时，我马上站起来，微笑着，一饮而尽。
按规矩，王志强该和我手下的人喝了，但我非常出格地采取了主动，”来，一家子，让我回敬你一个……”我说得又豪爽又仗义，好像我是酒桌上的老手似的。
所有的人都停止吃喝，关注着我们。这第二杯白酒喝下去以后，我说：”我们换啤酒吧。” 用玻璃杯倒了啤酒，我们一连喝了三杯。两杯白酒，三杯啤酒，那一晚，我确实应该醉了。我发现喝酒这种事情真的跟心情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但是那一晚我除了睑有些发烧，心跳过速以外，一切都很正常。
结束酒席，天已经很黑了，王志强跟我们一起回市内，他还是骑他的偏三轮，我坐在小车里，说不醉，却仍旧有些昏昏沉沉，浑身无力。
靠在椅背上，陈少华还在嘀嘀呱呱地说着什么，我没心听，也不知自已在想什么，只是上桥时，我曾经想过一下王志强，不知他喝了那么多酒，骑摩托车会不会有事……那时候我以为什么样的男人都不会再走进我的心，什么样的男人都不能够再打动我。三月十九日，我与王志强相识，四月八日我就离开了他，离开文化馆，离开鄂西北，到了远远的远远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离开文化馆我是没有请假没有办任何手续偷偷地”无组织无纪律”地走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不管是精彩还是无奈，只要有机会，我就一定要出去了。我跟着我的同龄表姐，她是为了去打工，去赚钱，而我，却为很多。
外面的世界果然精彩，而且还有更精彩的爱情故事在等着我编写，三千里的爱情，现实吗？况且，他已经有了妻子儿女……在爱情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匆匆回来。
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回避那份真实的爱情，为了忘掉那个叫卜一的本不属于我的男人，我又回来，而且回来后，就直扑王志强的胸怀，因为王志强对我太在乎了，他的每一封长信，每一个长途电话，他见到我时的那份害羞与狂喜，他爱我，他是真的爱我。找一个你爱的男人不如找一个爱你的男人，我即冷静又盲目。三月认识，四月分手，六月重逢，七月，我就和王志强拿了结婚证。
但是一纸结婚证，控不了我的心。我心想着南方，我怀念那地方，我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并答应父母，答应王志强，在九五年的元月十八日，回来与他举行结婚仪式。
七月去广西，九月回来，十月又去，到了十一二月，却怎么也不想再回来。
如果我那时候坚持着不回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用杨老师的话说：”你那时候不回来，到现在，绝对是功成名就，钱也有了，名也有了，长篇小说早就是一部接一部了。” 长篇小说能否一部接一部，这我不知道，名会不会有，这我也不知道，但我绝对会有钱，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
从十二月开始，父母一天一个电话，王志强一天一封信，一起的老乡们都劝我回来，有人甚至把结婚的礼钱都送给我了。卜一更是毫不客气，他出差到湛江的时候，就把我塞进他的车里面，在湛江办完事，他又押犯人似的，陪我一起飞广州，在广州，又陪我到白马市场选购结婚的礼物，然后，陪我到白云机场，陪我进候机厅，又板着脸，让我自已去换登机牌，买保险，托运行李，快到点了，他看着我进检验门，我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那时候，离愁别绪被一个人坐飞机的感觉给冲淡了，我回头只是为了观察他的表情，他是个活泼快乐能干又幽默的男人，但是那一天他却一直很严肃，板着脸，只到最后，我要拐弯时，他才无言地扬起手，冲我轻轻挥了挥。我无忧无愁的冲他傻笑一下，再回头时，就看不见他了。
离愁别绪还没有泛起，就又被行李检查给压了下去。我随身携带的小行李中，有一根准备送给王志强的BP机链子，不知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地做的，反正不是纯银的。我的行李老是叫，老是叫，连检验人员都觉得奇怪，有几个好事的旅客都围在那里观看，我开始还觉得好玩，后来就紧张了，把平常吃饭用的不锈钢饭碗和勺子拿出来，再检验，不行，还是叫，把放在钱包里面的金戒指金耳环拿出来，也还是不行，反正是检查了好多遍，始终都不能通过，最后，我把行李全部倒出来，缩在提包一角的BP机链子也软耸耸地滚出来，再检验，好了，原来是这根链子在作怪。
链子上的纯银标签还在，漂亮的女检验员拿起来看了看，微笑着说：”你这不是纯银的吧？” “嗯，买上当了。”
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与王志强的爱情，就像这根BP机链子一样，因为缺少慧眼，它可能会浪费我们的许多东西，比如说青春，比如说热情。
我在买这根链子的时候，确实是精心挑选过的。
但它只带给我麻烦，并没有带给我美好的情感。
像所有快要结婚的人们那样，王志强在我回来之后，就积极地热情洋溢地和我商量着，置办结婚用具。我有钱，但什么都不想买。我不想结婚，不想结婚，在我快要举行婚礼仪式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一天强似一天地不想结婚。我对王志强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他拿到我这里的东西我想摔就摔，想扔就扔，我不愿跟他睡在一个床上，从每天都要冲凉的南方回到这天寒地冻的鄂西北，回到这个在冬天即使再讲究再有钱的人也不可能天天洗澡的地方，我觉得王志强浑身上下都臭烘烘的，脏兮兮的，我很烦，无缘无故，横看坚看他都不顺眼。
我在最不愿意结婚的时候，结了婚。
我法律观念淡泊，要不，我就不会和他拿结婚证。在我的观念里，拿结婚证不要紧，那只是一张纸，要紧的是举行仪式，仪式一举行，亲朋好友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结了婚……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举行结婚仪式，这才是真正的结婚。
我记得我那时曾歇斯底里地叫：”我不跟你结婚！我不跟你结婚！你走吧！你住在我这里算什么？”
王志强那时的脾气真的好极了，无论我怎样疯狂，无论我怎样侮辱他，折磨他，冷落他，他都一声不吭，默默无言，该怎么做，他还是照样地去做。
婚礼一天天地逼近了，我像一只困兽，终于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了，再加上父母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要死要活，我终于屈服，麻木不仁地跟着他们去买东西。
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的，直到按照农村的规矩，他把我从小镇上的父母家里，接到城关他的父母家里，一切都是传统的，古朴又世俗的，红包、红衣服、红喜字、陈少华、余仕华、柳勇，他们三个都兴高采烈的自称是”红爷”，拼命地喝酒，闹酒，王志强的公司里来了一百多人，用大客车跑了两趟。在王志强这边，一切都是风光的，体面的，我也不能再寒着脸。只有皮笑肉不笑，吃饭、斟酒，给小孩子们红包，接受他的朋友们真善热情的祝福…… 生米做成熟饭，认命吧。
在我父母的眼里，王志强十全十美，在世俗所有人的眼里，我嫁给王志强，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家庭，也应该是十全十美。
不错，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王志强确实是优秀的，可是我见了世面了，开了眼界了，我看见南方那些男人，十几二十岁，就已经是生意场上的老手，卜一的那些朋友，都不过三十岁左右，却已经是拥有自已的事业自已的楼房自已的小车自已的一切了。
我想过的是南方那种生活，跟我们这里的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永远都不可能一样。
又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直把心留在那里，而只带了肉体回来。我浑浑噩噩地活，浑浑噩噩地过，过完春节，按照合同，我还要到南方再去几个月。王志强不愧是做过人事科点，他越俎代殖，找我们的馆长谈话，取消了我的留职停薪合同。馆长又找找谈话，我的父母也较硬兼施，最后，我再一次屈服。
但是我不愿跟王志强在一起生活，真的，我不愿跟他一起生活，为了避开他，也为了避开那越来越没道理的补丈任务，我主动请缨，到小康工作队，去了那谁都不愿意去的农村。从花花世界的南方，到这连鬼都嫌贫穷荒凉的小山村，我的心彻底冰凉，变成死灰。
小康工作队是一种政治形式，在这偏远的地方，我努力让自已的一颗心变得安宁。帮助农民奔小康，我想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有呆在那间冬天寒冷夏天炎热且有蚊子跳蚤蟑螂等乱七八糟的小动物常常出没的老房子里，一边调整自已，一边准备著书立说。
一年很快就稀里糊涂地完了，一年过了，却什么收获都没有，小康工作队没有给我什么好的评语，我自已要写的书也没有写出来。心没有安定，身却受一次摧残。
一月半月回文化馆一次，王志强像所有新婚的男人那样，如饥似渴又理直气壮地折腾我，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需要过，也没有认真过，但王志强却还是在我的身体里，播下了一粒幼芽。
可以说，从拿结婚证那一天起，我就想过要和他离婚，及至到了麻木不仁地和他举行完仪式，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和他离婚，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颗幼芽在我的肚子里生长，我必须扼杀它，扼杀它，以绝后患。
王志强才不心痛我，他开始恨我，而我，却更恨他。
一九九六年开始了，九六年是最惨痛的一年。王志强所在的公司彻底垮台，他们的车间T 房办公室，统统都被法院贴上了封条，就连承包给个人的他们厂里的汽车，在街上跑着跑着，也被交警拦住，让法院带走，封起来。
我开始关心社会，关心国有企业，关心下岗工人，而且现在文坛上，也正流行着企业小说，下岗小说。我开始做为一个成熟的女人，认真地生活。我认真地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我也开始关心王志强，关心他们的厂，关心他的工作。
王志强开始在变，他的变化很明显，他不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变，他像是一个站在山上的人，山塌了，他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
除了那个厂长兼经理兼董事长，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们厂所处的困境，工行、农行、建行，他们欠了一摞摞债，还莫说那些台老实实的根本不懂什么叫股份制企业的小股东们。
我劝王志强早点儿离开那个鬼厂，另择高枝，他不，他坚信，只要再贷到一笔款，他们厂一定还能行，一定能行。
我长这么大，除了看王志强不准，看别的人，我是一眼就能定乾坤的。我说不行，他们厂绝对没救了，事实证明，我的话对了。
我见过他们的一把手—周士力，周厂长、周经理、周董，党外知名人士，市政协常委。王志强对他即盲崇又盲从，说他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说他父亲在美国，曾给他寄了一百万美元回来。周董这人可想而知，又有钱又有本事，他当厂长经理，什么都不为，就为了干一番事业，而我，却怀疑他们从银行贷来的钱，绝大部分都被这个”大资本家的儿子”化为私有了。
至于那个美国的大资本家，以及一百万美元，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王志强既善良，又老实，他那点儿心眼，跟着”揍死你”，绝对没有好下场，我力劝他辞去这份工作，我们另辟蹊径，他不。好在没多久，周董就为了一些小事情，一连伤了王志强几次心，当法院将他们的公司贴上封条以后，没过多久，王志强就真正地失业了。
我一直以为，市有关部门会对他们厂进行清查，但一年两年过去了，他们不了了之，工人们做鸟兽散，周董还进过一次班房，王志强狠着心，没去看他，不到半个月，周董从班房出来，照样出席政协会议，照相上电视……
王志强离开他，离并了那个奋斗了八年的地方。他恋恋不舍，长嘘短叹，对新的生活，没憧憬，也没打算。
这个时候，我再和他说离婚，那简直是太不人道了。我开始耐着性子，帮他排忧解愁，帮他为了新的事业而出谋划策，我指给他很多路，那大多是书上看来的，我满腔热血，而他，都-一冷静的否决了。
他慢慢地消沉，我发现，对于男人，还是事业最重要，我那时和他结婚，闹那么凶，也没见他像现在这样，如此消沉，颓废，与以前完全是两个人。
九六年也是稀里糊涂地过来的，这一年，我在文学上不但没有起色，而且。与同层次的人相比，反而还倒退了。我心里急，脸上却没法表现出来，两个人的事业都隐入低谷和泥淖，疲惫的心也就懒得再为爱情婚姻而争吵。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才结完婚时，我们还共同存下一万元钱，可是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再存进去一分，相反还把以往的积蓄全部花光花完。
这没有钱的日子实在是没法过。我已经死了离婚的心，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我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与王志强这一生不可能离婚。王志强很倔，他认定的事，谁也不可能改变他，只要他不答应离，这一生，我都拿他没有办法。除非，他某一天发达，像许多发达的男人那样，他真正厌倦我，抛弃我—非得等到这种情况，等到他抛弃我。
男人要干一番事业，这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我跟王志强是一种什么关系，我都希望他过得比我好，事业比我强。
我没想到的是，父母会在这时候拿出他们的积蓄，让王志强去做生意。王志强做的第一笔生意是花两万块钱买一辆旧的标致504 ，他原想把这台车翻新，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去，这样，他就可以从中赚一笔。
为了慎重起见，他去咨询陈少华，陈少华不但积极鼓动他，而巴还给他介绍了一个修理厂的朋友刘文才。刘义才帮他预算了一下，说修好这辆车至少还得两万元。
我嫌这台车投资太大，风险也太大，想阻拦王志强，但王志强当时好不容易来了点儿雄心，他说刘文才当然要把修理费说高，事实上，修好这台车，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而且我父亲也极力支持他，父亲知道我看不起王志强，他既然逼着我结婚，又不让我离婚，所以就把很多的期望，连同他自已的血汗钱，一起给了王志强。
这是王志强做的第一笔生意，事实证明，这笔生意没有取得任何一点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直到现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这台害我们负债累累的”老婊子”还在我们手上。
这件事最亏的是我父亲，他的三万块血汗钱丢在水里，响都不响。王志强现在赖皮得也真可以，他从来不说要还我父亲钱，我父多也知道我们的处境，从来不要。
但我的心里却是要还的，三万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我没有办法，我们还欠着别的债。
车修好了，卖不出去，王志强只好自已学着开。他以驾驶摩托车的经验，无师自通地开起了汽车。
车是去年十一月买的，十二月修好，到了去年春节，王志始把车开回他老家，一家大小就用这台车走亲戚。王志强的大哥王志坚，靠借和贷买了一台九万元的工程车，工程车，小汽车，摩托车，停在他大哥的院子里，他爹妈和大嫂不无得意，”嘿，我们家现在什么车都有了……” 有什么？有个屁！用我爹妈的血汗，来装点你王志强的门面。
我心里恨，不平衡。
一方面，王志强开着我爸爸花钱买的车，四处招摇，另一方面，我被四万多元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已现在，我们除了沉甸甸的债务，我们事实上还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文化馆一个月发给我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到年终，全部吐出来都还不够缴补文任务，留职停薪，再到南方去打工？不行，王志强不行，单位也不行，而我自已，也没有脸面和胆量再去故地重游。卜一他们都是很看得起我的，他们没有把我当成歌厅小姐，他们是把我当成作家在那里体验生活而看待的。
我现在功不成，名不就，哪还有脸面再去见他们？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兼职。
杨老师早就说过我，”你不应该呆在家里，你呆在家里就能出作品？就是能出作品，你没有钱，你怎么过眼前的日子？” 杨老师可是功成名就，都五十多岁了，却还要学年轻人，每天晚上骑把自行车，到歌舞厅去弹电子琴。
我想，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我必须得去面对它，王志强也得面对它。他终于同意我出去兼职。
马按：王雨去坐台，是人性使然，又是环境所逼。倘没有陷于经济的困顿，她也不会去的。经济是基础呵！我是文化馆的负责人，让下属和学生陷于如此的困顿，真感到难堪和内疚，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
王志强这个人也真是的。下岗之后，手足无措，什么都干不成，还死要面子。
男子汉大丈夫，养不了家，还要求妻子对自已严守贞节，多么矛盾，又多么可悲！
王雨去坐台，他是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