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榔在看到工匠学徒们对蒸汽机技术的学习热情后，感到格外欣慰。他们虽年轻稚嫩，但眼中闪烁的坚定目光让他意识到，这群未来的大明工匠已经有了对国家命运的基本认知。
面对强敌满清的威胁，朱由榔的心中燃起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国家的强盛不可能只依靠技术的点滴积累，而必须通过一场深远的系统性改革，彻底释放生产力。
于是，朱由榔决定正式成立“大明国家引导经济工业发展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兼任委员长。他在委员会下设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基础设施等多个小组，分工明确，专门负责各领域的统筹规划。
为了将改革引向深入，他决定借鉴后世苏联和韩国的五年计划经验，形成适合大明国情的“引导型”发展模式。朱由榔提出，大明的五年计划不是传统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一个以政府牵头、鼓励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发展路径，类似于后世韩国的经济发展方式。
朱由榔身为后世人，对五年计划的概念并不陌生。他所了解的五年计划发端于苏联，20世纪初期，苏联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遭遇了巨大挑战。1928年，斯大林正式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为核心，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资源调配。
苏联的五年计划采取的是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旨在通过国家指令直接干预和调控经济活动。在当时，苏联政府将资源集中投入到重工业、军事工业、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目标是在短时间内使苏联摆脱农业国地位，一跃成为强大的工业国。
尽管苏联的五年计划在执行中伴随着相当的牺牲，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其工业化目标。
然而，朱由榔也意识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并不适合大明。苏联的五年计划是强制性计划经济，伴随着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朱由榔并不想让大明走上这条道路。他更为认可的是韩国模式。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五年计划，则采取了“诱导性”方式，强调政府对民间力量的引导和支持，以提升经济效率和民间参与度。
具体而言，韩国政府的前四个五年计划主要集中在发展基础工业，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支持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到了第五个五年计划，韩国政府开始强调计划的“诱导性”，即逐步放松政府的直接控制，鼓励民间和企业参与。
第六个五年计划中，韩国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开始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到了第七个五年计划，韩国更是开始注重计划的“战略性”，通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的模式，聚焦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科技创新的提升。这种方式带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使韩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由贫困国家到经济强国的飞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
在这两种模式的对比下，朱由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大明的国情与苏联模式极为不符，他需要的是以韩国模式为蓝本的“引导型”五年计划。政府牵头制定经济政策，通过政策引导、投资激励等方式，推动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农工业扩展、贸易等方面，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同时，朱由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基础，将民众的参与意识逐步提升，为他设想中的选举制度做一个前期试验。
在制定五年计划和成立“大明国家引导经济工业发展委员会”之余，朱由榔开始思考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通过引入民权力量，构建一个更稳定、更具弹性的治理体系。他深知，明朝传统体制中，皇权虽然是至高无上的（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要实现国家富强、百姓安居，单凭现实中的皇权远远不够。
尤其是面对一部分代言资本利益的文官集团，他们往往只从利益出发，有时甚至会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朱由榔意识到，如果能在皇权与臣权之外引入“民权”这第三股力量，将能有效制衡朝堂内外的各种势力，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推动国家朝着更稳健的方向发展。
那么，为什么要引入民权呢？
朱由榔把这个理念比喻成一辆拥有三个轮子的车，三个轮子总比两个轮子更稳健。即便其中一个轮子出现问题，车也能勉强维持运行。以此类推，如果有一个“民权”引擎，国家治理在遇到困境时能借助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机会避免皇权和臣权的失控，维持国家的长远利益。
而且，在他看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国家治理，不仅是为了分担管理压力，更能培养百姓的主人翁意识。百姓一旦感到自已在国家中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忠诚和热情将会被激发出来，从而让国家在民族凝聚力和繁荣发展方面实现突破。
朱由榔的思路并不与他的皇权相违背。作为一位后世的穿越者，他心中对民族利益有着超越个人的崇高追求。他所渴望的并非一已之尊，而是为汉族创造一个坚实而优越的体制，使民族的利益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环境下不断成长。
他相信，国家治理的本质在于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非少数精英的权力。因此，为了让汉族得以自立于乱世，为了让大明能抵御清朝的侵扰和任何外来压迫，朱由榔愿意放下皇权的一部分，借由“君主立宪制”将权力分散到百姓和议会手中。这不仅是为了实现自我制衡，更是为了让百姓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朱由榔的构想在世界历史中已初露端倪。到他穿越之前的后世，英国、荷兰等国的君主立宪制已逐步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治理模式。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君主置于宪法之下，通过立法机构（如议会）在管理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种体制中，君主虽然保有象征性的权威，但具体事务由民选代表和文官执行。
更为关键的是，君主立宪制带来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使国家的治理结构具备高度的韧性。当政策出现偏差时，通过立法机构的反对声音、独立的司法监督等途径，国家能更早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从而避免决策的灾难性错误。
在朱由榔看来，大明可以借鉴君主立宪的精髓——并非将皇权彻底让位，而是通过一种过渡性的“民权制衡”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样一来，即便未来某位君主执政不力或文官集团贪婪腐化，百姓和议会作为国家第三股力量，能够发挥“纠错”的作用，确保国家稳步前行。
总之，朱由榔推行民权，并非对皇权的削弱，而是出于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对未来的远见。
在明确了发展方向后，朱由榔开始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以农业集体化和外贸开放为核心。农业方面，朱由榔计划在现有统治区内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但与苏联的强制性集体化不同，他的集体化采取自愿原则。
大明将在各地设立农业屯垦合作生产坊，合作坊的坊长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而非由朝廷指派。这种做法不仅符合当地百姓的自治意识，也为未来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政策上，朱由榔计划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种子补贴等政策来鼓励农民参与合作社，进而通过规模化生产提升农业产量，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他还特别关注大明的支柱产业，如白糖、茶叶、造纸等行业。农业集体化之后，合作社将集中生产这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形成集约化的农业产业链，以便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在外贸方面，朱由榔决定放开海禁政策，允许民间对外贸易，但条件是贸易伙伴需向大明称臣纳贡。这与明朝在隆庆开关之前的朝贡贸易没有太多区别。所谓的操控贸易，就是由大明朝廷官方取缔大明国内所有民间对外贸易，而由官方来进行主导。
那么，如果别的国家想要跟大明进行官方贸易，就必须向大明称臣纳贡，除非你能用坚船利炮来轰开大明的国门，高喊一声自由贸易。
与以往的官方主导不同，朱由榔认为民间贸易的开放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使大明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优势。而且关键是官方想要取缔所有民间贸易是吃力不讨好也根本做不到的。
即便去做那些真正走私的权贵，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苦了普通老百姓。朱由榔才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还有是大明的白糖、茶叶、造纸等产品在海外有着广泛的需求，开放民间贸易不仅能够增加大明的贸易顺差，也能有效积累白银，增强国家的财政基础。
虽然朱由榔推行的五年计划具有计划经济的某些特征，但他明确表态，这种经济计划只是为了“引导”和“诱导”，并非计划经济的“指令性”控制。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协作，朱由榔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在灵活的市场经济与稳健的政府引导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的这个五年计划并不仅仅是针对眼前的经济困境，而是希望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和深远的改革为大明奠定长期的繁荣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