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华和徐梅的结合，开创了团场里上海知青结婚的先例，被团部领导表扬一番，还被树立了“支边青年典范”，鼓励其他知青们步他们的后尘，安家立业，共创美好的家园。
此后几年，知青们陆续成家，有的找的同乡，也有的和同事们结合在一起，有了自已的小家庭，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远在农业分场的周娟内心里也希望找个同乡组成一个家庭，可是她所在的分场里，虽然支边青年不少，但还没有同乡，退而求其次，和河北籍支边青年何大水走在了一起。虽然何大水在农业班工作，毕竟是个初中生，还算有点共同语言吧！
王璐嘉倒是不慌不忙，在个人问题上有自已的主见，尤其是从上海探亲回来，他就像变了一个人。积极主动向组织靠拢，迅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许他想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吧！
章如军倒是淡定，据王璐嘉透露，医院里有两个小护士对他都有点意思呢，不过他自已还没有拿定主意。
远在基层的毕军一直对刘思雨照顾有加，转正后本想把两个人的关系再往前走一步，可是刘思雨却和一个河南籍的年轻人走得比较近，不禁心中怅然，自我宽慰。
远在农一师团部工作的吴小兰也在给周娟的信中分享：
我在这里已经结婚了，他是团场学校的一名老师，没有惊喜，有个家，安顿下来挺好的。
这也许就是命，结婚是我从上海探家回来决定的。
父亲情况不明，母亲和和弟弟相依为命，以前我把工资一半寄回家里，婚后也是一样。
……
结婚本是开心幸福的一件事，可是从吴小兰的片言只语中，周娟感受到的是无限惆怅，还有诸多的无奈。
回信很快写完了，周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吴小兰，也不敢多问为什么，她知道吴小兰的性格，自已不愿意说的事情，再怎么问也不会有结果的，只有给她祝福 好了。
团部学校有原来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红星学校，初中生一直往上推着走，竟然有了高中部，民族学校不但有小学，还有初中班。
学校也是按照连队的编制，刘国华当校长，主管教学，还要兼高中数学老师，书记是团场委派下来的老革命，主抓政治思想工作。
学校食堂归团后勤部管理，校园外有团场划分的一片菜地，平时种菜浇水有两个专门的后勤人员。受气候影响，不过种土豆、胡萝卜、大葱，管理难度不大，等到收菜的时候，初中以上的学生都要参加劳动，到地里挖土豆、挖胡萝卜，然后在把这些菜储存在学校的大菜窖里，供应一个冬天。
表面的风平浪静，实则隐藏着一股股暗流。
1966年之后，特殊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发展农业和屯垦戍边上遭受了重大影响。政治任务不断增多，两个派系争斗不断，农牧团场经营不善，产生了严重的亏损，经济形势日益严峻，来新疆参与建设的知识分子和战士们的待遇也直线下降。
一部分人纷纷回老家寻求发展，也有一部分人到地方上定居了。兵团的人员流失相当严重，建设进程也受到了影响。
车队吴师傅的老婆赵亚茹早就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了，自已老家在山东海边，虽然不富裕，但气候宜人，还能经常吃上鱼、虾、海带，可是在这里除了夏天能吃上一点青菜，整个冬天都是土豆、胡萝卜，供应的粮食也不充足还要把土豆当主食，吃的胃里吐酸水。
看到有个别人离开这里，赵亚茹早就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老吴，咱们也走吧！”
“走，走哪去？我们老家早就没有了亲人！”每每想到这些，老吴都是一脸悲伤。
“回我老家呀！靠海，生活虽然不富裕，气候好。”赵亚茹极力劝说老吴，还不忘给孩子们画大饼，“回到山东还能吃上鱼和虾。”
眼看着工资缩减，有时候工资还延迟发，老婆一天天闹腾着要走，老吴心里也不是滋味，就把心里的苦恼说给了赵亚茹的堂姐赵亚娟：“亚茹执意要我们一起回老家，怎么办？”
已经是托儿所所长的赵亚娟看问题比较长远，赶忙劝说老吴：“即便咱们目前待遇不如从前，也比老家强，回老家当农民？能有啥出息？”
无论赵亚娟怎么挽留，也尽管老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拗不过赵亚茹的坚持，一家几口还是拖家带口回到了老家。
杨大山本来是江苏籍的支边青年，一直在农业分场当农工，他在面粉房当班长加工面粉，老婆是七连农业班的一名女工，四个孩子也在慢慢长大。
他听小道消息说，以后的兵团也和附近的农民一样，分一块土地耕种，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拖家带口到三十户投奔他们江苏籍的老乡，成为当地的名副其实的农民了。
周海山已经调离车队到机关做政法工作了，老婆依然在学校教书，尽管工资缩减，可是家里有岳母操持，做饭、大孩子，一家人基本不到食堂吃饭，节省不少钱，而且岳母每年秋收结束，到地里捡土豆、胡萝卜、捡麦穗，储存起来，补贴伙食，家里的生活质量还算说得过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1956年组建时服从国家农垦部，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兵团实际上拥有着高度的自主权，在那个特殊时期，谁也无法保证兵团会不会出现什么变故。
有关部门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当初建立的时候，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疆地区进行农垦、工业、交通运输，水利、水电、林业、畜牧业等方面的生产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是为了解决新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它的成立对于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建设新疆，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团的作用逐渐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当地民族文化的破坏，还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兵团属于军事建制，不受地方约束，却参与地方武斗，成为所在地不稳定的因素。
政治活动多，管理制度出现弊端，多数地区严重亏损，57%需要国家供应，自给率达不到一半。
兵团干部殴打、凌辱知青事件屡屡发生。
知青逃跑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兵团返城的人数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因素，新疆建设兵团团场分布在新疆各个地区，政府也担心影响到边防。
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1975年3月，中央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随后把相关人员并入了国家农垦总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人们感慨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成就，也惋惜它的亏损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