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是一个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且对后续故事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章节，以下是具体分析：
情节发展：
翠屏山事件：杨雄在石秀的引导下来到翠屏山，与潘巧云当面对质。石秀的精明使得潘巧云的谎言被轻易揭穿，杨雄在得知妻子的不忠行为后，怒不可遏，在石秀的 “推波助澜” 下杀了潘巧云及其侍女迎儿。这一事件将杨雄与石秀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彻底改变了杨雄的人生轨迹。杨雄杀妻的情节十分血腥，不仅展现了杨雄的愤怒和决绝，也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不忠行为的严厉惩罚，同时反映出石秀的心机和果断。这一段情节为后文三人上梁山以及引发与祝家庄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祝家店冲突：杨雄、石秀和时迁三人在前往梁山的途中，路过祝家店。时迁本性不改，偷了店里报晓的鸡来下酒，被店小二发现后，双方发生冲突。起初只是言语上的争执，但随着矛盾的升级，石秀、时迁与店中的大汉动起手来，并且石秀一怒之下放火烧了酒店。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祝家庄与三人的矛盾，也使得时迁被祝家庄的庄客用挠钩拌倒擒拿，而杨雄、石秀则得以逃脱。这一系列的冲突情节紧凑，环环相扣，将故事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为梁山与祝家庄的争斗拉开了序幕。
人物塑造：
石秀：石秀在这一回中继续展现出他的复杂性格。一方面，他执着于证明自已的清白，不惜让杨雄杀妻，手段颇为狠辣，这体现出他性格中偏激的一面；另一方面，他行事果断，在面对祝家店的冲突时，毫不畏惧，敢于反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江湖义气。他的这些行为既为自已赢得了杨雄的信任，也为后续上梁山奠定了基础。
杨雄：杨雄本是官府中人，但因妻子的不忠和石秀的引导，走上了杀妻落草的道路。他的性格中有一定的懦弱和优柔寡断，容易被他人左右，但在得知妻子的丑事后，也展现出了凶狠的一面。他杀妻的行为虽然是被石秀推动，但也反映出他对妻子背叛的愤怒和对自已尊严的维护。
时迁：时迁是一个典型的江湖小偷，他的行为不端，偷鸡的举动引发了一系列的麻烦。但他也有自已的机灵之处，在与祝家庄庄客的对抗中，能够与石秀、杨雄相互配合。他的出现为故事增添了一些喜剧色彩，同时也通过他的行为揭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
主题体现：
反抗精神：本回通过杨雄杀妻和石秀、时迁与祝家店的冲突，体现了人物对不公平待遇和恶势力的反抗精神。杨雄杀妻是对妻子背叛的反抗，而石秀、时迁在祝家店的行为则是对祝家庄势力的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是《水浒传》的核心主题之一，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对压迫和不公的不满，以及他们敢于反抗的勇气。
江湖义气：石秀与杨雄之间的兄弟情义在这一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石秀为了证明自已的清白，不惜让杨雄杀妻，而杨雄在石秀的引导下，也选择了相信兄弟，与他一起走上了梁山之路。这种江湖义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江湖人物所崇尚的价值观，也是他们在艰难环境中相互扶持、共同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
社会矛盾：祝家店的冲突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还反映了梁山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祝家庄作为地方上的强大势力，对梁山好汉持有敌对态度，而梁山好汉则对祝家庄的嚣张气焰感到不满。这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为梁山好汉的起义和反抗提供了土壤，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写作手法：
情节铺垫与呼应：前文中石秀与杨雄杀潘巧云的情节，为后续三人上梁山以及与祝家庄的冲突做了铺垫。而时迁偷鸡的行为，则是引发祝家店冲突的导火索，与前文石秀的精明果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同时，祝家店的冲突也为后文梁山攻打祝家庄的情节埋下了伏笔，使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紧密相连，环环相扣。
人物刻画细腻：作者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的描写，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例如，石秀在翠屏山时的冷静和果断，杨雄杀妻时的愤怒和凶狠，时迁偷鸡时的狡黠和机灵，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场景描写生动：在描写翠屏山和祝家店的场景时，作者运用了生动的语言，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如对翠屏山的偏僻荒凉的描写，增强了杨雄杀妻的紧张气氛；对祝家店的环境和店内人员的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市井百态，使故事更加贴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