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华听到父亲的声音，不由得大吃一惊：“不是说好的我自已回家吗，怎么老父亲又来接站？这么热的天，父亲能受得了吗？”
顾不得想那么多，刘国华提着行李就往父亲的方向快走，还不忘对身后的徐梅喊道：“快点，快点……”不明就里的徐梅只好跟着刘国华的身影，同样提着包裹向前跑。
出站口，笑意盈盈的刘父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下穿一条蓝色西裤，脚蹬一双黑布鞋，头上顶着一顶麦秸杆编织的草帽，正向刘国华这边摆手：“华仔，我在这呢！”
两个人大步走出车站出口，早已气喘吁吁，额头上早已呈现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放下行李，拿出手帕擦去汗水，父亲早就递上一瓶正光和汽水给儿子，当看到身后的徐梅时，刘父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你们结伴回来，我只带了一瓶汽水。”说完对徐梅给出一个慈祥的微笑。
“我也是临时才请下来的探亲假，就结伴回来了。”徐梅不卑不亢，还有点娇羞，仿佛那点小心思被刘父看穿一样。
刘国华随手把汽水拧开递给了徐梅：“你先喝吧，给我留点尝尝就好了！”边说边给徐梅一个鼓励的眼神。
站在一旁的刘父竟然有点尴尬了：“自已就带一瓶汽水，儿子给女孩也有情可言，绅士一点嘛！什么你先喝，给我留点尝尝？什么意思？”刘父不由自主去帮儿子提行李，而刘国华顺手提起了徐梅的一个网兜。
三个人前后走到一辆吉普车跟前，司机早就打开副驾车门：“首长，这边上。”然后又习惯性打开后面的车门，并把刘父提的东西先放进去。
徐梅抓着行李袋，不知所措，愣愣地站在那里。
刘父从前排座位上转过头，对徐梅讲：“上车，先把你送过去，我们再回家。”
“走吧！”刘国华说着就把徐梅的行李提到车上，自已坐在里面的位置上，最边上的位置留给了徐梅。
徐梅报了一个地址，吉普车便缓缓行驶了。
无心欣赏窗外的景色，大中午的空气里像个大蒸笼，湿热袭来，浑身黏兮兮的，有多久没有这种感觉，徐梅竟然有点不适应了。
而刘国华则有点兴奋，曾经的街道，林荫路，还有那种汽水的味道。在上海的时候，每到夏天，母亲都会提前把汽水瓶放在井水里冰着，喝的时候凉凉的。一瓶汽水两大杯，哥哥姐姐每人象征性喝一点，刘国华独自享受半杯，很过瘾。
徐梅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汽水两毛一瓶，夏天到来，只有周三父亲休息的那一天才舍得买一瓶，父母尝尝，徐梅喝一小半，剩余的都留给了弟弟。解渴的往往是母亲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壶凉白开，还有绿豆清汤。
到了家门口，徐梅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了，回头对刘父说了感谢：“谢谢刘伯伯送我一程。”然后又对刘国华招招手，算是告别，当然刘国华也给出热烈的回应。
吉普车调转方向，继续向前奔跑，30分钟后，终于在一座小楼前停了下来。刘国华父子提行李的时候，那瓶正光和汽水居然静静地躺在座位上。
刘国华不由感叹：“这个粗心的徐梅！”而刘父却意味深长地笑了。
听到汽车的声音，刘母迫不及待地跑出来开大门，一把把儿子揽入怀中，嘴里不停地念叨：“华仔瘦了，比以前更结实了……”伸出一只手想去抚摸儿子的头，儿子很配合地弯腰，让母亲抚摸。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提行李的的刘父有点吃醋了：“儿子这不是到家了吗？回家好好看也不晚！”
“看你说的，你去那边见过儿子了，我都三年多没有见过华仔了。”刘母说着说着，眼角竟然噙满了泪水，这个战争年代的铁娘子什么时候也学会儿女情长了？
小院里的花草被阳光晒得低下了头，和刘国华想得不一样的是：从前满园的蔬菜竟然被各种花草代替了！只有小院围墙边上有一排丝瓜，另一边上是一排蛇瓜，瓜秧上吊着大小不一的丝瓜和将近两米长的蛇瓜。
看到儿子疑惑的眼神，刘母赶紧解释：“我们的定量够吃，新鲜蔬菜随处都可以买到，你爸把权力下放给我，我就种花种草了，围墙边上种丝瓜，也是你爸喜欢吃丝瓜汤，蛇瓜嘛，虽然不好吃，但是像一道风景。”
父子两个进屋洗一把脸，餐桌上早就摆满了丰盛的午餐，有大米饭，红烧肉、红烧小黄鱼、还有一盘盐水虾，丝瓜鸡蛋汤静静地放在餐桌一角。
刘国华端起久违的香喷喷的大米饭，即便不配菜，也能吃上一大碗。
刘母还是习惯性地用家里的小碗给儿子盛了一小碗米饭，然后不停地给儿子碗里夹菜，刘父虽然不像刘母那样殷切地给儿子夹菜，也是不停地催促儿子：“多吃菜，多吃菜。”
而刘国华想的是，没有菜，米饭也好吃！
刘国华的卧室几乎还保留着原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刘母就进去打扫一次卫生，定期清洗罩在床上的旧床单。
自从刘国华参加工作，刘母就不自觉地把儿子房间的单人床换成了双人床，即便儿子哪天结婚，添几床喜被就好，衣柜、书柜都是现成的。可是儿子执意要支边，做父母的万般不舍，却也不会强留，一如她自已年轻的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革命，否则，哪个高校说不定多一位学者呢！
躺在曾经熟悉的房间里，过去几年的经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国华眼前浮现：当初的决定对否？还有机会回到曾经熟悉的家吗？
回到家的徐梅同样受到父母的疼爱，饭桌上的饮食也比平时丰盛一点，除了她带回来的风干羊肉摆在小饭桌上，母亲还破天荒加了一个菜，是徐梅爱吃的麻婆豆腐。
一家人欢天喜地谈论着这几年的状况：
父亲所在的压缩机厂效益还行，每月开60元的工资，母亲所在的街道工厂每个月糊纸盒也有30元的收入。
因为徐梅主动支边，街道很快给弟弟安排了工作，在玻璃厂做一名车间工人，每周休息一天。
无论是平时写信还是现在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徐梅一直秉承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我在那里还好，转正后每个月也有45元的工资，但是我们知青被取消了供给量，所有开销都从工资里出，再怎么节省，每个月也要20元的开销。”
“姐比我的工资高许多呢！”弟弟欢呼雀跃，其实他心里更明白，姐姐是牺牲自已主动申请支编，才换取了自已在上海就业的名额。
晚上睡觉的时候，徐梅很自觉地住进了父母房间里隔出来的小房间——那是以前弟弟的小卧室！而自已的房间早就被弟弟占有了，一家人话里话外就是“那个房间将来给弟弟结婚用”，隔出来的房间以后就是他们家宝宝的房间。
徐梅突然明白：这个家已经没有了自已的位子，自已不过是个外人，也许不等假期过完，就要考虑返回边疆。起码那里有自已的宿舍，还有自已的办公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