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韵。她认出了付栗，冲了上来，抱住她，抽泣、尖叫、哭得撕心裂肺。
“如果你当初没有走，哥哥是不是就不会……”
她清楚那不是诘问，而是一道绝望的假设。如果她没有走；如果他时常想要和她在一起；如果他心有归属，不给自己放任的自由……也许，他就不会离家太久，不会选择参与偏远地区的公益演出，不会登上那辆侧翻的大巴车。她摩挲着予清的头发，没有办法回应。她感觉眼前闪过了一片幻觉，好像在某一年冬春交际之时，小吕点燃了烟花，然后拉起她的手逆风奔跑。明明没经历过，她却觉得它无比真实。可能梦见过吧。可能由于悲伤过度，她一时分不清梦与现实的距离。
他们停留了几天。在离开的日子，城市发生了变化：更宏伟的建筑，新的显示牌，电子化，去掉英文标识。她反复搜索着关于那场车祸的新闻，发现车上大多是舞团和交响乐团的年轻人，而事发时，那条公路本应禁止大型客车通行。她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在凌晨三点出发，她也根本无从知晓。悲剧太多了，流过去，淌过去，他们的死没有机会被深究，只能换来人们一声无力的叹息。后来，夏子翊又联络了她，告知她那辆车上唯一有希望生还的女孩最终活了下来。那孩子只有十三岁，和予清差不多大，当时坐在她旁边的正是背着中提琴的小吕。他们此前素不相识，但那一天，他用性命交换来一丝存留的希望。
回到雪国后，她的状态不好，一直沉浸在悲痛中难以自拔。大概从那段时间起，某个冥冥之中的东西就渐渐开始下降。不知不觉，极夜又来了，寒冷，日光稀缺，街上的店面也早早关门，只剩下自我与自我漫长地拉扯纠缠。她的博士学业进行得磕磕绊绊，几度陷入低谷。幸而她身边还有他，还有来往密切的亲友。通情达理的导师给她放了假，他们回了岛屿，在那儿度过冬天。令儿和箫凝的女儿在不断成长，学会行走，学会含糊不清地阐述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付栗喜欢她的名字：有宽恕的含义，小名叫做小谅。他们经常开车带着小谅四处兜风，去商场，逛逛圣诞节前夕的小店。有时候，钟应蹲下听她讲话，她的小手却情不自禁地想抓他的衣服和头发。他不介意，只是微微笑了。但箫凝即刻喝止了那种行为，于是她可怜兮兮地复述着“对不起”，扑向令儿怀里，讨要拥抱。
托当地好友和师长的福，付栗最终完成了学位，在学校里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位。十年了，她再一次担任起教师的责任，好像一夕之间回到过去。往后便是稀松平常的忙碌，读书、钻研、上课，而她的伴侣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在每个扉页感谢他的爱人。他们家又养了一只伯恩山犬，和苹果极为相像，唯独不同的是眼睛上方没有那两抹和善的、眉毛似的花纹。慢慢地，她逐步走入该与长辈告别的年纪。身为家族中的最年长者，太太走得宁静安详，仿佛仅仅陷入深眠。偶尔，她觉得她去得正是时候，因为后来气候变了，冬季一天天拉长它的维度。那长久的低气温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但是，除了忍耐，人们无能为力。
再过几年，她即将四十岁。记得读本科时，老教授说“四十不惑”不能解释为“没有疑惑”——“即使到了我这岁数，也还是有很多困惑啊。”那年，她再次回到那座城市。埋在他基因里的先天性病症发作了，概率是千万分之一。“千万”，她默念道，甚至说不清那是幸运还是不幸。他们只能在医院住院部的楼下相见。寒风凛冽，卷走花坛的生机，树木伸长干涩的枝，舞出一道挣扎的姿态。岁月在魏岚脸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但他消减了许多，形销骨立，好像马上就要被风吹散。
“阿栗，好久不见。”
时隔十三年，她又听到那个专属于他的称谓。她想对他笑一笑，可眼里似乎盈满了泪，很难再扯出一丝慰藉的笑容。他的目光流连在她无名指的戒指上。她悲伤地想起从前，在那些年轻的激情里徘徊的时刻。十三年了。魏岚的手发着抖，拿出想要交予的画作。纸面微卷，红发的女孩轻柔地裹紧浑身的阳光。
他们的交谈比简短更短。他想说爱她；她无从了解他后来有没有再用过“爱”这个字眼。尽管神色极其虚弱，他还是收拾了自己，体面地下了楼。她没有询问病情，只聊些寻常的事。有时他难以回应，也许正在经受疼痛，而止痛泵的控制权已经不在他自己手上。“回去吧，”她不忍心让他再停留在外面，“太冷了，我陪你回去。”
“我不想回去。”
“我们明天还能见的，我去病房找你，好吗？”
“不了，就在楼下吧。”
